(原文發表於2012年4月22日)

過去因為工作關係，我和中央政府和軍隊駐澳各機構的領導都有接觸和禮節性的往來。但自從退下立法會主席位置後，我基本上已不出席政府舉行的公開活動，因此我和政府官員及中央駐澳各機構領導的接觸也相對地減少了。在2月份的一個偶然機會，我見到駐澳部隊的祝慶生司令和許進林政委。我和他們兩位都已相識多年，所以雖然在過去的兩年多以來，我和他們已基本上沒有什麼來往，但是每當我們在偶然的機會見面時，都談笑甚歡且不會有任何的生疏感。那天見面時，兩位將軍都非常熱情地向我敬禮問好，並且邀請我去軍營作客敍舊。由於我于2月底到3月中會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常委會和全國政協第11屆第5次全體會議，因此我們口頭相約於3月15日後，再定日期前去拜訪駐軍的各位領導，並出席他們的晚宴。3月中全國政協會議結束後，我回到澳門不久，收到駐澳部隊辦公室向建華主任的電話。他向我轉達祝司令和許政委的問候，並向我發出出席他們聚會晚宴的邀請。

我退下立法會主席之位後，主動減少出席公開的官式活動的原因，一方面是我本來就不太習慣公開官式活動中的拘束和那些“官樣文章”，另一方面是覺得既然我已身無官職，那又何必再擠身官式活動。因此我採取可避則避的原則。除非必要，我可說已基本絕足官方活動和儀式。那天接到向建華主任的電話後，我深深地被駐澳部隊領導的“念舊”舉動感動。我決定接受邀請，並于3月29日去氹仔駐澳部隊軍營赴宴。由於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已無官職，所以這次宴會純屬朋友敍舊，也因此範圍較小。我到軍營時，駐澳部隊各位領導都親自站立在門口迎接，他們的熱情和真摯令我感動不已。  

宴會開始前，祝司令代表駐澳部隊，為我在出任立法會主席一職期間，支援駐澳部隊的各項立法工作表示謝意。當然我向他表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份內的工作，是我應該和必須做的。我真心實意地告訴他，我認為應該是我向他們駐澳部隊表示謝意。因為在我內心，我對駐澳部隊是存有一份莫大感恩心的。隨著話匣子的打開，我向祝司令及在座的駐澳部隊領導和其他被邀出席聚會的朋友們，講述了我為什麼對他們心存感恩的原因。

事關，在澳門回歸前，澳門治安惡化的情況嚴重。當時在澳門曾發生過的很多駭人聽聞的槍殺、綁票等事情。而澳門的治安不寧情況也幾乎達到失控的程度。不過由於當年在澳門基本法制訂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們都認為，澳門地方小，並和珠海接壤，而且澳門民風純樸，治安良好，澳門居民基本上都安居樂業。因此澳門不必像香港一樣，在回歸後由中央派出軍隊駐守，中央軍委接受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建議，決定在澳門回歸後不派軍隊進駐澳門。當然在當年，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澳門的治安狀況會在回歸前夕變得非常的惡劣。在199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籌委會委員都為澳門當時治安不好而擔心，因此最後決定，派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代表赴珠海向中央軍委提出，自回歸日起派出軍隊駐守澳門的建議，以確保澳門社會穩定和居民安居樂業。中央軍委在聽取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建議後，決定派軍隊自回歸日起進駐澳門。

澳門的治安情況自1997年開始逐漸惡化。到了1998、1999年更出現每況愈下情況。治安的惡化嚴重地影響了澳門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那段時期裡，黑社會活動猖獗。澳門也經常發生街頭槍殺案和綁架案件。因此澳門居民在那段時期，都人人自危並生活在恐慌之中。很多經濟條件較佳的家庭，紛紛將子女送往歐洲、美加地區求學。澳門市面一片蕭條，晚間的澳門更是有似一座死城，居民們都大門緊閉、並基本上足不出戶。當時敢在馬路上走動的人可說寥寥無幾，整個城市都給人有種血腥和恐怖的感覺。我在此將當時發生的個別仍記憶猶新情況列舉如下:

記得我有一個友人的女兒在澳門鏡湖醫院任職護士，有一天那位友人的女兒，值完夜班後，在清晨時間步出醫院大門，隨即被在醫院門口的槍手，轟了數槍，當場斃命。那位年輕的護士留下年邁的母親、年輕的丈夫和兩名年幼子女。我還記得當時任職保安司長的司機，在有天清晨上班前，在自己家門口抹他用作代步的機器腳踏車時，被人近距離槍殺。又記得當時在警方任職情報廳主管的一位葡籍高官，在下午5時半左右下班時，在熱鬧的市區被匪徒近距離開槍。幸好子彈從他的一邊面頰進入而從另一邊面頰穿出，當然是他身受重傷即刻倒地，但奇蹟地得以保住生命。據當時在近距離親眼目睹槍手行兇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那一刻被那突如其來的情景，嚇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他整個人像墮入了夢境。在一開始時他只覺得腦子一片空白，他迷迷糊糊地看著那位葡籍高官徐徐倒地，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等他對周圍發生的事反應過來時，他才意識到那位滿臉是血的倒在地上的高官被人在近距離開了一槍，生命垂危，應該馬上得到救護。但是在當時，他唯一的感覺是他的兩腿發軟，心裡直打哆嗦。他事後告訴我，他感到自己非常沒用，因為他連喊救命的力氣都無法找到。在那一刻馬路上充斥了尖叫聲、哭喊聲……我當時正在立法會開會，這個消息把我們整個立法會震驚了，我們要求主席暫停會議，我們都感到驚慌失措並奔走相告……

這位警官的命很大，他在醫院裡住了不太久後傷勢痊癒，回了葡萄牙，而且還升了職，當上了少將。但是聽熟悉他的人說，他在受到嚴重驚嚇後，雖然性命得以保全，表面上好像一切都還正常。但他在精神上和思維上卻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對上述那些人士為何被殺或被傷，當時的澳葡政府始終沒有公佈原因，也根本沒有破案。社會上對此也是眾說芸芸，但是究竟是怎麽回事，卻是誰也不清楚和不明白。

上述三們例子相信已足以令人難以相信，但是令人更加咋舌的是：在有一晚，時任澳門保安司長攜夫人、偕同澳門總督辦公室主任及夫人和一土生友人，在海灣餐廳共晉晚餐。在大約晚上9:30分左右，步出餐廳，那兩對夫婦和土生友人告別後，走到對面馬路時，突然遭由路旁撲出的數名大漢，將兩名男士從後面制服，然後對兩位女士進行拳打足踢，直到兩位弱者女士重傷倒地為止，歹徙們才堂而皇之地離開。這件事在當時並沒有經傳媒報導，我是從那位和他們共晉晚餐的土生葡人口中獲知這一消息。開始時，我覺得此事太難以令人相信，但是後來通過詢問當事人而得以證實。這件事在當時引起我內心極度的恐慌和不安。因為保安司長是負責本地保安的最高級官員。我心中暗自思忖，保安司連他的夫人的安全都無法保證，那麼他又如何保護澳門全體澳門居民的安全。而我每次只要想到此事時，就會有毛骨悚然的感覺。在那段時間裡，我每晚都門戶緊閉，不敢離開家門半步。那時的澳門可說完全沒有安全感可言。而正在那時的有一晚淩晨，我收到一位在香港居住朋友的電話。她告訴我她有一朋友，在澳門司法警察局裡看到一張懷疑將會被綁架的澳門人的名單，而我雖不在名單上名列前茅，但也是榜上有名。因此我的那位朋友來電囑我即刻回港，以確保人身安全。我被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雖然我對消息的可靠程度無法估計，但是基於當時澳門治安的確非常差，而且綁架消息也不時也有所聞。因此我告訴自己，為安全起見，對這樣的消息應該抱“寧可信其有”的心態。當然在那天夜裡，我再也無法入睡。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坐等天亮，隨後乘坐船過海回香港去了。

回到香港後，我立刻向父親報告此事，父親聽罷這則消息，立刻大為緊張。並告訴我為安全起見，他認為我不能冒險再回澳門了。聽了父親的話，我心中著實覺得為難，因為我當時被邀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一職，所以有很多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工作等我去完成。如果我真的不再回澳門，那麼我將無法擔任工作，這對我來說是不負責任和不可接受的。最後在我和父親再三商議後，由父親委託朋友即時找來兩名尼泊爾籍的，曾經擔任駐香港英軍的僱傭兵充當我的保鏢，由他們對我作出貼身的保護。其實，我這人一直最愛自由，對身後總有兩條“尾巴”和“影子”覺得非常不自在，但在當時逼於無奈的情況下，我也只能為保證我的人身安全而免為其難了。

1999年在澳門回歸日，澳門市民們歡天喜地的迎來了中央軍委派往澳門的駐軍。當然駐軍在澳門的正常任務並非負責澳門日常治安。但是據我的理解，如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治安當局無法維持澳門社會秩序，或因在澳門發生暴亂，而令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求下，駐澳部隊是可以出動軍隊協助政府治安當局維持澳門社會的秩序的。中央政府決定改變初衷，派軍隊來澳駐守，無疑是給澳門居民派發了定心丸。其實在回歸後，澳門的治安變得特別的好，在街道上隨時會發生槍殺的事件也已成了澳門老居民回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的青年人可能對當時的情形非但不了解，而且甚至也無法相信的。最近，我還聽說現在的澳門已被列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澳門居民也不再是生活在恐懼和焦慮中的驚弓之鳥了。我們的治安當局根本不需要駐軍的協助，已經將保護澳門居民的生命和財產的責任擔負起來了。當然相信澳門治安變好，是有賴粵澳警方的緊密合作。但是我相信駐軍在澳的威嚴，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不法份子，令他們變老實和規矩了。  

那天晚上我和所有參加晚宴的人士，都和駐軍的領導們言笑甚歡。我們都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晚上。我在那天晚宴結束後，腦海中還是不斷浮現我們在宴會上歡樂的情景，我的耳旁也洋溢著我們的笑聲。從那一刻起，我對祖國對我們澳門人的關愛一直心存更大的感激。另外，我對駐軍將士們為保護我們澳門居民的生命財產、離鄉別井，心中產生的敬重和感恩也是難於用言語和文字表達的。  

最後，我想借我的博客，祝願駐澳部隊所有的將士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