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2年3月31日)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已塵埃落定，梁振英先生在選舉的首輪投票勝出，正式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日前溫家寶總理也已簽署了中央政府對梁振英先生的任命書。梁振英先生也在溫家寶總理簽署任命書後，正式成為第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委會投票前夕，本人曾撰寫“鬧劇”一文表達本人對在競選過程中不斷爆發的候選人醜聞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其實，我雖然認為在這次選舉中，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從香港社會長期的發展來看，這些事的出現未必對香港是壞事。因為這次選舉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為我們提供了將於2017年在香港舉行的行政長官直選時，可能出現和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課題。

在觀看香港是次競選過程中，有兩個問題令本人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現在選舉雖然已經結束，但它們仍不時盤旋在我的腦海中。它們是：

其一，在3月16日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同臺辯論時，唐英年先生突然手指梁振英先生，責問梁先生是否在當年香港推介23條立法時，曾在行政會中說過：“如果因為推行23條在香港立法，而在社會上引發暴動和騷亂時，香港政府應該出動防暴隊鎮壓”。唐英年先生這一公開行政會會議中的委員言論的舉動，除了令每個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感到萬分意外，也為他如此公開地違反官員保密守則的行為感到震驚。梁振英先生在聽到唐英年先生的指責時，明顯感到有些意外，因此稍微楞了一楞後，理直氣地回答說：“我絕對沒說過這樣的話”。在這以後的很多次公開講話中，梁振英先生也不斷地否認他曾在行政會說過這番說話。我當然相信梁振英先生的話，因為梁振英先生沒有理由為此而說謊。但對唐英年先生的政治智慧如此低劣、為人如此無風度卻非常地反感。不過我對梁振英先生是否說過這番話，根本不感興趣。因為在我來看來，即使梁振英先生當年在行政會討論時，曾說過在香港出現暴動和騷亂時，政府應該出動防暴隊維持秩序之話，也無任何不妥之處。我覺得香港警務處屬下設立防暴隊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在社會出現暴動和騷亂時，出動防暴隊以達平息暴動和騷亂，並維持香港社會秩序的。

在文明和自由的社會中，人民應該有表達訴求的權利。但是我認為，故不論訴求是因何種原因而提出，一旦因為在一部分人士表達訴求時，不幸引起暴動或騷亂，而令社會秩序遭破壞，給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財產保護帶來嚴重威脅時。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立刻採取果斷的措施平息暴動和騷亂，且在必要的時候出動防暴隊維持社會秩序。如果政府任由暴亂蔓延，並持無動於衷的態度、更不採取平定暴亂的必要措施，在我看來是錯誤的。因此我認為，即使梁振英先生在當年的行政會中真的說過此話，也實不為過。當然，政府應對人民採取和平手段表達訴求時，持支持和包容的態度。在人民用和平手段表達訴求，甚至遊行示威的情況下，政府隨便出動防暴隊鎮壓和平示威者，當然是不妥當、不正確也不應該的。

令我奇怪和令我陷入深思的是，在第二天香港報章、電視的全面報導中、我看到的是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現象。所有傳媒採訪矛頭是全面集中在追擊當年與會人士，並試圖從與會人士的記憶中尋找並追究，當時在行政會中梁振英先生是否作出有關言論的真相。泛民派更是大聲疾呼指責梁振英，並要求梁振英公開交待事件。社會輿論在人們心目中造成的感覺是，如果梁振英先生如真的說過此話的話，那就是罪大惡極，並應受到嚴正譴責的。相信梁振英先生在諸多的輿論壓力下，在不同場合中都不斷地否認他曾說過此話。他的不斷否認，引起了我的極度關注，並引起了我的擔心。令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在否認他曾在行政會中說過這番說話後，梁振英先生一直沒有提及，一旦因為香港部分市民在表達訴求、履行他們自由的權利時，引發了暴動和騷亂時，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保護全體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我個人認為，梁振英先生在這一件事中一味否認的表現，是過分地迎合了“民意”。在那一刻，我覺得他不是我心目中期望的一位具有魄力的領袖人物。因為在某些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領袖人物必須要有堅定的立場和承擔的勇氣。真正的領袖人物是不會因為怕選不到而喪失原則的。如果梁振英先生的參選目的真的是為了服務香港社會，那麼他心中應該將700萬香港人的福祉放在首位。在行政長官選舉的成敗問題上，他無論當選或落選都只是他個人的問題。我們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絕對不能因為怕落選而遷就一部分人的“民意”。因此我衷心希望在今後長達5年的執政中，梁振英先生能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把握正確的方向和原則。真正擔當起領導香港全體居民的責任。不受不合理、不合情的“民意”和“輿論”牽制，做個高瞻遠矚、照顧全局和以保護全體市民生命財產為己任的行政長官。

其二，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梁振英先生除了被揭發在西九龍事件中漏報利益的指責外，質疑他“親中”甚至懷疑他是香港共產黨地下黨員幾乎成了他競選中的致命傷。通過報章報導，我們聽到有關某些香港富豪會因梁振英先生的當選而撤出香港的傳聞。當然梁振英先生曾多次公開否認他是共產黨員。我相信他在此事上不會說慌。但憑良心說，我對梁振英先生是否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太感興趣。對我來說，令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在香港回歸祖國長達15年後的今天，香港的居民怎麼還會如此地介意香港行政長官是否是中國共產黨員。這令我反問自己，並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為什麼在港英時期，香港人從來沒有對由英國派來的香港港督是屬英國哪一黨派人士提出過疑問。另外質疑行政長官候選人“親中”的言論，更令我感到幼稚可笑。

據我個人對香港所實行的“一國兩制”的理解，我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制度最基本的核心價值是，在中國這一個國家概念的大前提下，允許香港繼續實行和中國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回歸日起，就由英國殖民地的身份轉變成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相信自那一刻起，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必須遵守中國憲法是不容置疑的事情。香港的中國居民也從那一刻起，成為地地道道的中國公民。並自那一刻起受中國憲法的保護。當然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具體政治體制、特區居民享有的人權、自由等等權利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並頒布的香港基本法裡另行規定。香港並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奉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獨特政治體制。因此我認為行政長官只要是品德好、能力強，並是廉潔、奉公守法的，且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治理香港的香港中國公民就已足够。至於他屬香港哪一黨派（包括共產黨）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根據規定，香港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和全體公務員在擔任職務時是必須保持中立的。所以我個人認為行政長官在參選前屬哪一黨派是沒有問題的。而在被選之後就必須退出所屬黨派。如果我的記憶無錯的話，唐英年先生曾是香港自由黨創黨黨員之一，他是在任主要官員前才退出自由黨的。另外，何俊仁先生在參選行政長官的過程中還是一直擔任著香港民主黨主席一職的。

對於行政長官候選人因“親中”而受質疑，更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甚至滑稽。在中國內部的一個由中國公民擔任的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如果不應該是“親中”人士，那麼他應該親誰？難道他應該“親英”、“親美”、“親日”或親……

這幾天，報章上也對梁振英先生在當選後的第二天，拜會香港中聯辦而表示質疑。何俊仁先生更提出管理香港事務的是國務院港澳辦，因此認為梁振英先生此舉有違“一國兩制”的原則。對何俊仁先生在政治上如此的幼稚我覺得非常好笑。香港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簡稱。顧名思義中聯辦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橋樑。我相信中央政府之所以要在香港設立這個機構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央對香港特區所制定的各項政策、方針得以順利在香港執行和落實。而作為地方行政長官要執行和落實中央為香港設立的各種惠港政策，不找中聯辦商談有關事宜，難道找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在我看來在這場選舉過程中暴露出來的，最嚴重的問題是1）香港缺乏具高超政治智慧的政治人才。2）香港存在著一部分自認是優秀的政治人才的人。不過這些人在“一國兩制”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存在概念模糊的情況。那部分人除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滿足時、或在他們需要強大的祖國作後盾時才承認“一國兩制”制度的優越。在其它時候，他們有意無意地將“一國兩制”中的“兩制”絕對化，甚至最好將香港變成是和祖國毫無關的獨立地區。

最近，我曾多次和青年人座談。我勉勵年輕人，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的同時，勿忘歷史和祖宗。也必須明白“國富才能民強”的道理。中國在短短的30多年中的崛起值得我們每個中國人自豪。當然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出現了很多值得我們正視和改進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我認為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是人的最基本道德操守。我們絕對不應該為了國家在發展中出現的某些問題而動搖我們的愛國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