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2年3月17日)

3月1日下午2時半和幾位好朋友午餐後回到家中，為準備去北京開兩會而執拾行李。當我正在把在北京開會時適用的衣物逐件放入箱中時，電視機中傳來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在香港立法會接受質詢的大會現場直播。事關，最近因為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出席澳門一娛樂場所宴會和他乘搭富豪的私人飛機及豪華遊艇的事件曝光後，在香港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在過程中傳媒又登載了曾蔭權先生在今年結束任期後，將租住由請他乘坐豪華遊艇的富豪在深圳建造的豪宅的消息。雖然曾蔭權行政長官强調他和建築商簽訂的租約中的租金是符合市場的租金標準的。但是根據在事件曝光後幾天中，從香港市民對事件的反應來看，香港市民是不能接受行政長官接受富豪款待的事實的。香港市民心中存在著曾蔭權行政長官收受富豪款待的背後是否有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疑問。這件事自然地引起了香港立法會議員們的關注，也因此有立法會議員建議，由立法會主席邀請曾蔭權行政長官親臨立法會接受議員們的質詢。

在接受香港立法會議員們的口頭質詢的全程電視直播的報導中，我們看到香港立法會議員們在質詢時態度嚴肅、言辭鋒利，有個別議員在會塲中扯起了“行政長官是最大貪官”的橫幅，更有議員在會場裡高呼曾蔭權下臺的口號。站在立法會殿堂中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神色凝重，顯得非常難受和尷尬，並有好幾次更是話語哽咽, 眼泛淚光。看到這樣的鏡頭，令我心中真有身處法庭和曾蔭權行政長官正在法庭上接受審判的感覺。我在任澳門立法會主席期間，曾在好幾次的公開場合見過曾蔭權先生，但是我和他並無私交也沒有往來，所以對他可謂沒有絲毫的了解，甚至可說沒有任何好的或者是壞的印象。但是看到議員們對他怒目相向的情境，心中不禁唏噓。我主觀上認為，故不論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對議員們提問的答覆是否符合議員和市民的要求，但他的態度還算是誠懇的、相信他說那句“我為此鄭重向公眾道歉”的話時也是真心的。他的態度令我想起了發生在我們澳門的一些事情。我們澳門的個別高官面對來自議員和市民的批評時的“唯我獨尊”“强詞奪理”的囂張、狂妄自大的態度和曾蔭權先生那天在立法會上表現的態度可說是存在著天壤之別的。

在我的印象中，在回歸超過12年之久後的澳門，我們的個別高官累累地犯錯、社會上也不時聽到一些對政府官員所犯的錯誤和他們的操守批評的聲音。但是，當他們受到來自社會輿論批評時，不但不會及時認錯，反而會找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來搪塞、甚至對議員和市民的意見採用蔑視和不屑的態度。我常常會為此而感到痛心和不滿。在看到曾蔭權先生向市民和公務員道歉的那一刻，我心中想的是同樣是奉行“行政主導”的兩個特區政府高官，為什麼在對待有關他們操守和施政中出現錯誤的批評時的態度有如此巨大的差別。我想不通箇中的真正道理，我能找到的唯一的解釋是我們的個別高官錯誤理解“行政主導”的真諦。他們把行政主導當作了他們犯錯誤的檔箭牌和保護傘，在他們看來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他們就是法律、真理。什麼議員、市民對他們的批評和不滿都是有違行政主導原則的。我在任立法會主席一職時，曾在處理行政和立法之間關係問題上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驗。記得曾經有一位權高位重的京官向我說過：“香港行政主導不起來，而澳門的行政主導卻過了份。”其實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奉行行政主導體制的。我主觀上認為，如果我們要真正的發揮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作用和把它運行好，首先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規範主政官員操守的，和加強立法會對他們施政、言行和操守的監督的制度。當然對香港立法會的某些議員在向行政長官提出質詢時用粗言惡語、甚至充滿敵意並帶有人身攻擊、侮辱和不理性的態度，我是不能認同的。因為我認為批評別人操守和道德不合格的人，必須是擁有高尚道德和操守的人。

在北京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由新聞報導中獲知由李國能先生為首的委員會開始了工作。在委員會會議後李國能先生就委員會的工作作出了解釋。他指出在他領導下的獨立委員會，不會負責調查曾蔭權先生接受富豪款待是否觸犯了“規範公務員的操守制度”中的規定。因為香港有專門的機構負責調查這方面的問題。他領導的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檢討目前公務員操守的制度如何適用於行政長官。如果發現制度有不足之處時，委員會會提出意見和建議。我個人認為這次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接受富豪款待的事件，實際上是反映了香港的有關規範公務員操守的制度存在著一些漏洞的。其實我一直很贊賞香港規範公務員操守的制度，香港的官員和公務員也以廉潔著稱。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工作效率高更是世界著名。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在幾年前，曾有一位香港高官獲邀乘搭友人的私人商務飛機一起外遊，而這位高官的友人在香港並沒有參於任何商業活動，因此那位高官即使接受邀請也完全不會存在利益輸送的疑問。但儘管如此，那位高官的申請還是沒有獲得曾蔭權行政長官的批准。當然在這種情況下，那位高官和他的夫人和友人共遊的願望並沒有實現。在那件事發生的當時，香港官員和公務員的操守，在我的心目中是那麼地廉潔，形象也是那麼地高大，那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我的心中真的是感嘆萬千，並深深感到澳門在這方面的制度是和香港有很大的差距的。也因此這次當我首次聽到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曾多次乘搭富豪的私人飛機和遊艇的消息時，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後來通過傳媒的報導才知道原來香港規範公務員操守的制度本身是嚴謹的, 可惜的是它並不適用行政長官。也因此出現行政是長官按制度條文不批准官員乘搭他人私人飛機，自己卻准許自己和富豪同遊。我相信行政長官曾蔭權的這種對己寬、對人嚴的處事態度，引起了廣大香港公務員和官員普遍的不滿和譴責，也充分反映了人性潛意識中的貪婪缺陷。曾蔭權行政長官在離任前的“臨別失足”雖然令人可惜，相信也會是他的終身遺憾。但是想深一層，我覺得他在立法會受到的羞辱也實在是咎由自取的。

我—直非常欣賞李國能先生的能力和才華,在他任終審法院院長時，雖然他很少公開向外發表意見，但是通過傳媒的報導我對李先生的言行還是時有所聞，而他的每次説話都是簡潔有理，令我深受啓發。這次李國能先生向記者們簡短的兩句話，也一樣的令我聽後大受啟發。他說的兩句話中其中一句是“制度比個人重要”和另外那句就是"廉潔的政府是香港核心價值。"都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如上所述，我認為這次曾蔭權先生接受富豪款待事件，之所以受到廣大市民的譴責和公務員的不滿，是因為在香港規範公務員的制度中出現了明顯的漏洞。當然制度再好，如果沒有落實和執行制度的人也是枉然的，但是如果沒有嚴謹的制度，那麼執行法律的人就無章可依也無法可執了。所以我認為李國能先生強調“制度比個人重要”是正確的，也是廉潔高效社會的基礎。在香港曾蔭權行政長官是“規範香港公務員操守制度”的最高執行者。他可根據該制度的規定對由他領導的各級官員的操守和行為作出相應的約束和制裁。更可根據制度的規定限制各級官員和社會上的富豪們的交往，以免出現以權謀私和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弊病。但是因為這套制度並不明確說明是否適用於行政長官本人，因此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曾蔭權先生是將他自己放在比制度更重要的地位。他的這種對他屬下的官員和公務員從嚴，而對他本人從寬的雙重標準，除了反映制度的不足外，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的“個人比制度更重要”的做法。

1965年我回港定居初期，香港當時貪污成風。記得當時香港盛傳香港消防員站在火場前，手裡抓著消防喉，嘴裡說的卻是“有水放水、冇水冇水”。（廣東話中“錢”即是“水”，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如果給錢就放水救火，否則就不開水喉放水）。從這個例子我們已足見當時香港社會貪污的嚴重程度。但自從香港反貪公署成立後，幾經努力在香港糾正了貪贓枉法的風氣。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香港政府的官員和公務員在世界上樹立了廉潔高效的美好形象。廉潔也從此成了香港人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核心價值”。

我認為一個國家、地方的政府和個人一樣都應該有正確的價值觀。當然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無論對政府或是對個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香港也曾為建立廉潔的核心價值而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是由於在這個世界上功利主義泛濫，外界的物質引誘太強烈，所以只要我們稍不留神就會將我們幾經辛苦的價值觀催毀。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竭盡所能維護我們正確的價值觀。

這次曾蔭權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接受質詢的情形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我在兩會期間見到了一個長住在國內的中學同學，她說她看到電視的報導時深受感動，她說令她不可思議的是，曾蔭權先生為了這樣的“小事”，竟然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譴責。她感嘆地說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我們中國，那只是“小菜一碟”、“小事一樁”。當時我只是以笑作答，因為我心中想的是，我相信比這些更嚴重的事在澳門又何嘗不是不了了之。在那一刻我是多麼地渴望“廉潔”，不單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且也是這個世界上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