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1年12月24日)

前些日子我去北京開會。見到我的一個小朋友小王。我問他，他的9個月大的女兒好嗎？小王皺著眉頭對我說女兒病了大概已經有兩個多星期了。我問他有沒有帶女兒去看病，他說已上了醫院好幾次了。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了北京。我見到小王時，又問他女兒病好了沒有。小王除了皺著眉頭外，並氣沖沖地說他的太太剛剛帶了女兒去醫院看病，因為她的女兒還未好。但她的太太也剛給他來了電話說，這次為他女兒看病的醫生稱，上幾次為她女兒看病的醫生將藥方開錯了，所以為他的女兒開了另外一款抗生素。小王告訴我，他的女兒在兩個多星期中，先後吃了好幾款不同的抗生素。我聽了他的話後，心中很納悶。9個月大的小孩究竟得了什麼病要連續服用那麼長時間的抗生素？我的醫學知識很淺薄，但是我知道不要說是這麼小的孩子，就是成年人也不應該那麼長期地、連續不斷地吃抗生素。我再問小王到底他女兒得什麼病，小王說醫生沒說。因為醫院候診的病童多，輪候半天後，醫生看一眼就打發家長帶著孩子離開。家長問多一句醫生也懶得答理。他的女兒就這樣拉肚子拉了幾乎三個星期。我一聽這話心中更是奇怪，我囑小王帶著孩子到好一點的醫院去看病。這次小王的回答是他女兒上的醫院是北京很有名的醫院，應該不能再找到更好的醫院了。我看小王一臉苦惱的模樣，心中也為他感到十分無奈和無助。

在那一刻，我的腦海中突然閃現了我的一位小兒科醫生專家親戚的模樣。我告訴小王請他在第二天把他女兒自從生病以來三個星期中每天的症狀、每次看病後醫生開的藥方和孩子做過的化驗列張詳細的表格，讓我轉交給我的那位親戚，希望我的親戚看後能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我也隨即打了一個電話給那位親戚。那位親戚接聽我的電話後，說那麼小的孩子，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應該吃那麼長時間的抗生素，而且抗生素本身會引起小孩拉稀，不過他因為不在北京，所以他會等拿到小王列出女兒的詳細病症後，才能提些具體的意見。隔了一天，我將小王詳列的女兒病例表，轉交給了我的那位親戚。我的那位親戚是一位享有盛譽的小兒科教授級專家，有非常豐富的臨床經驗。他在仔細研究了小王女兒的病例後，告訴我依他之見，這個小孩根本不需吃抗生素。他隨即和小王通電話，在電話中吩咐小王將抗生素和奶粉都暫停4天。如果孩子在4天後還繼續拉稀的話，那時去醫院要求醫生為小孩做大便培養，然後等報告的結果再看究竟是什麼病。三天過後，我打電話去北京問小王，孩子好些沒有？小王在電話中告訴我，孩子已停止拉稀。這時我和我的那位親戚都把心放下了。前幾天我又打電話給小王，問她女兒的情況，這次小王很輕鬆地說女兒好了。

在不久前，我聽說國內對計劃生育有了新的規定，那就是男女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話，政策允許這對夫婦可再生一個孩子。我曾問小王是否考慮再添一個小孩和他的女兒作伴。小王搖著頭說：“不行”，因為小孩進幼兒園、小學、中學都要繳一筆金額昂貴的“贊助費”，他負擔不起。另外，因為孩子進學校都要向學校繳特別的贊助費，越是好的學校收費就越貴，而且即使肯繳費，也特別地難入學。他又說他不敢把孩子送往民辦學校，因為曾在報章上看到有私立學校的老師把學生的伙食費中的大部分剋扣下來，並拿去花掉了，而孩子們在學校因此挨餓的報導。我聽了這話後非常納悶。在我的印象中，我們中國早就實現小學義務教育制，但是最近幾年一直聽到在國內的朋友們抱怨，如果要讓孩子進入心儀的學校，家長們必須付出一筆昂貴“贊助費”。這究竟是贊助什麼呢？而教人育人的老師竟然會私吞學生們的伙食費，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聞。但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這些事情的真實性，在那一刻，我除了痛恨這種道德敗壞之輩外，心中更泛起了一陣莫名的酸楚，我感到……

在2011年的10月初，澳門一所大學中的學生致電給我秘書，表示他們希望為我作一次專訪，並想就我的專訪寫一篇文章，刊登在他們自己辦的報章上。其實我一直喜歡低調，就算是專業的記者要求採訪我，我一般也會拒絕，非專業的記者的採訪就基本上會給拒之門外的。所以開始時我請我的秘書婉拒了。但是經學生們的一再請求，我答應了接受他們這次的採訪。在10月份的一個下午約定的時間裡，我的辦公室裡來了4個大學生為我作專訪。我們談了大概接近3個小時，他們都很認真地又錄音又記筆記，然後在訪問結束後興高釆烈地離開了我的辦公室。臨離開時，他們說回去後，他們會馬上寫稿，因為他們希望爭取盡早將文章在他們辦的報紙上刊登。過了大概一個星期，我的秘書轉來了一份那些學生們的專訪給我過目。記得那天我從澳門回到香港家中已是傍晚時分，本來我那天吃了晚飯很想看看書並早一些休息。但是到大約9點鐘，想起去電腦上查看有沒有新的電郵或有否新的網友留言。當我打開電腦時看到由我秘書轉來的文章。我順手打開電郵的附件。我看了這篇文章的前面幾段，就無法再繼續讀下去。我看著電腦半天沒有動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這篇文章是由大學生所寫。因為文章除了特別長以外，文字也不通順流暢。最要命的是條理不清、邏輯思維混亂、內容重覆了又重覆，而且很多地方詞不達意，任何人在看了文章後，相信都不能明白被訪者究竟想說的是什麼。我心中突然湧上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我分不清它是吃驚、悲哀、惋惜還是掃興。我不禁自問這怎麼可能是我的專訪。在衝動下，我拿起小蒙恬的筆桿，開始在電腦上將文章作修改。我改著、改著……好不容易地改完了第一段，一看時間已是午夜12點。我那時覺得很累很困，也覺得改別人的文章比自己寫文章更困難。所以停下筆來，把文章（包括我修改後的第一段）電郵給我秘書，請她轉發給學生們，並指出了一些明顯邏輯顛倒的地方，希望他們自己改後再發給我。

過了幾天，我收到執筆的學生的致歉電郵，說她雖是文章主筆，但那天她因病並未參加採訪。我看了這封電郵真的有些哭笑不得，因為專訪主筆並沒有參加採訪，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可被接受的天大笑話。這次我沒有太理會。過了幾天我又收到經學生們開會討論後共同創作的專訪文章，並附有主筆的一封函件說：

【曹主席：

您好！前幾日我們報社全體編委進行了次會議，並且主要人員對錄音進行研究最後對稿件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麻煩請主席再次過目，如果仍不妥之處也非常希望主席能告知於我，非常感謝！】

我打開附件細讀文章，但是在整篇文章中除了由我修改過的那一段外，其它部分還是重覆和囉嗦、條理不清、邏輯混亂。就連我明確向他們指出邏輯顛倒之處都沒有修改。我很驚奇地問我的秘書她是否忘記將我指出的地方轉告給他們，但我的秘書說她親自打了電話給文章主筆，並明確指出我所說的錯誤之處。這次我真有些不耐煩了，我讓我的秘書轉告給學生們，我沒時間和精力為他們修改文章，但這樣的文章我是絕對不能讓他們刊登的。

那天晚上當我回想起這件事時，覺得那些小孩可能真的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而我這樣地拒絕讓他們刊登文章，可能是對他們太嚴格和絕情了，也因此心中感到有些不忍。我主動給文章主筆發了一封電郵。我在電郵中寫道（下面引用的文字是我已將電郵中牽涉具體專訪內容部分刪除後剪接的）：

【我的秘書把你們再整理的文稿給了我，但文章裡面的內容無法令人看懂真正意思。並且重覆、乏味、邏輯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很抱歉的說一句，這被訪人是我的話，我絕不能接受。

寫人物專訪不能偏離被訪人的思維，但絕對不是聽錄音逐句抄錄，因為人在說話時有手語、身體語言也受周圍環境影響，重覆一些說話並非大問題，但是編輯寫專訪就不然。你們的這篇專訪，無法令我從頭看到尾已放下了，說句不客氣的話，這是一篇很不合格的文章。我想你們如真的是要寫好專訪就必須靜心地將錄音帶從頭聽到最後，正確掌握被訪人的思維，充分瞭解被訪人的意思後再落筆。我這個人不懂客套，而且追求完美，所以恕我直言,“你們的文章如不好好修改，我實在不能讓你們登載。”

任何職業都不是容易的，好的記者編輯除了文章好，本身就可能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我知道你們已都很努力，但我做人有我做人的底線。】。

寫完電郵的第二天，我去了國內公幹。又過了幾天，那位主筆學生又給我發了一份新的文稿。這次他們作出了很大的修改，並按我的建議將文章重覆交叉部分合併了。文章雖不算太完美，但當時我在上海參加全國政協視察活動，沒有太多修改文章的時間。但我還是將前面幾段修改了。修改後的文章總體上比上兩次的文章都要好很多，邏輯上也沒那麼混亂了。但是我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再為他們作出更好的修改。我吩咐他們再將後面的幾段潤色。這次我去函說：

【你們的專訪稿已收悉，我因為實在沒時間再改稿，所以粗略地看了一遍。由於我的執著已經把你們的事情拖太久了，對不起。今天在第一段中看到有些問題，如說我“精通”和“兩袖清風”等處作了一些調整。你們想登就登吧。】

電郵發出後，我再也沒收到學生們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文章是否已被刊登。11月底的有一天我問秘書她是否知道文章已被刊登。我的秘書說她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因此打電話給那位主筆，從主筆處她獲得的答覆是文章早已被刊登，報刊的編輯部在不日內將會送來給我閱讀。但是直到12月13日，我的辦公室才收到他們的報刊。我看到報紙是在11月20日出版的。我對在澳門送一份報刊需要用上超過半個月時間除了有奇怪、納悶的感覺外，更多的是反感，而且相信如果不是我的秘書去催問的話，我可能一輩子也收不到這份報紙。

我不能相信這些大學生們除了專業精神差外，連最起碼的對别人尊重也不懂，更不知道什麼是禮貌。我雖然深信這些孩子們，並不是存心把事情做壞，而且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出了錯，但是我還是為我們的大學生做事如此粗枝大葉和那麼不嚴格要求凡事精益求精而感到驚奇。其實我此刻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因為我一方面想，我可能應該對這些孩子們寬容一些，因為年輕人難免考慮不周，在為人處世上一定會出些毛病。我就當這件事從來沒發生過，以免說出來後傷他們的自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如果沒有人向他們指出他們的不足之處，那麼他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他們錯在哪裡。這樣的話，對他們的成長也未必是好事。我左右為難，我……

在過去兩年中我寫了很多篇文章。涉及的內容也較廣。而我在寫每篇文章時的心情都是不同的。有時是輕鬆愉快的、有時是悲哀沉重的、有時更是憤怒不安的。但我在這一刻卻很難正確判斷自己心中的感覺。我只是知道，我一點也不覺得輕鬆愉快。我為我們的醫生不懷“醫者父母心”的專業精神而感到憤怒，我也為肩負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師長們的不恥行為感到悲哀，我更為將領導社會前進的年輕的大學生們缺乏鑽研求精的專業精神，和沒有最起碼的禮貌而不安。當然我相信我上述的那幾件事，都是社會上的個別事件，而非社會的主流現象。否則的話，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我們的社會是病入膏肓了。

我一直強調我們每個人做什麼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先把人做好了。把人做好了後才能真正地把事情做好。我也一直認為人活著不能得過且過，我們必須努力爭取做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益的人。人生是短暫的，對我來說虛度人生是罪過的。也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端正自身的價值觀，做到敬業樂業，並真正成為一個堅守職業道德和充滿專業精神的社會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