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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11年9月1日)
最近和一些朋友歐遊回來，身心一直沉浸在旅遊的興奮狀態。寫完遊記和歐遊後記以後，頓時心中出現失落的感覺。一時三刻好像腦中已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想，更不知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再寫。理智告訴自己應該趕快收拾心情回到現實的生活中來，但是心中空蕩蕩的，真的是有些墜入了無可適從的境況。在無聊中翻閱電腦上的文檔，發現自己檔案中存有好幾篇在歐遊前完成，但一直沒有發表的文章。其中一篇和最近腦海裡揮之不去的旅遊見聞頗有關係，所以率先將它整理和修改並將它放上網。
事關北京機塲邊檢總站的領導們曾和我說，由於我去過無數的國家和地區，所以很希望我把在各個國家和地方邊境檢查的情況，用一個過境旅客的身份寫下一些内心的體會。在這方面我的確有很多有關方面的故事可告訴大家。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確實是到過無數的國家和地區。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邊境經過邊檢時，也發生過一些令人可笑、可嘆甚至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事情。我曾在我的名為“探親”的博文中寫下了我自從離開中國大陸後，首次經珠海回上海探親，在拱北邊境時的經歷和遭遇。那一次是我一生中經過邊境時，記憶最深刻、最害怕且最不愉快的一次。由於那一次的遭遇令我足足長達八年不敢再回中國大陸探親。我再次回我的故鄉上海，是在北京市和上海市政府聯合邀請之下才實現的。至於有關那一次的情況我在“探親”一文中已有詳述，所以不再在此重覆。不過令我足足八年不敢回大陸探望母親和兄弟、姐妹的事實就足以說明，那次在拱北邊檢站經歷的一切，對我的傷害之巨大。
其實，作為手持旅行證件的旅客，在過一個邊檢站時，心裡有些緊張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你將你手中的旅行證件交給邊檢人員的那一刻起，你就好像將你的命運交給了拿著你證件的邊檢人員。每個國家和地區的邊檢人員們擔任著的是，守住國家和地區大門的工作，所以他們的工作是神聖的、嚴肅的也是值得受人尊重的。他們一般都會很禮貌，但是也會很嚴肅。他們在核對你的資料和相片時，通常是會向你提出一些簡單的問題，例如“你來幹什麼？你住在哪里？你住多長時間？你有沒有回程機票？”等等。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很簡單、很容易答的問題，但是出入境的旅客，特別是不常旅行的旅客，由於沒有經驗而心情緊張，所以有時連最簡單的問題都會答錯。我在幾十年前曾聽一個土生朋友告訴我，她有一次持擁有美國入境簽證的葡萄牙護照，長途跋涉地飛到美國，但是在美國入境時，邊檢人員拒絕讓她進入美國國土。她心中不服氣，詢問原因，但邊檢人員告訴她沒有什麼理由，只是懷疑我的那位朋友有移民傾向。我那位朋友很不服氣，向邊檢人員論理，並說她根本沒有移民的打算。但儘管她哀求、爭辯、甚至發火，邊檢人員都不加理會，並堅持己見，將她拒絕在國門之外。也因此我的那位朋友在美國機場禁區内，坐等了很多個小時後，再搭飛機經香港返回到澳門。當然連續幾十小時的飛行，令她疲乏不堪，再加上她經過這件事情後心情非常鬱悶，所以她回澳門後，不久還真的病了一場。我聽了那位朋友的經歷後，心中有些納悶，也覺得匪夷所思，因為她明明手持入境簽證，為何到了美國，還會遭受到被遣返的命運。後來我經過了解，才知道全世界的邊檢人員都有權，在不作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拒絕讓旅客進入他們的國家和地區。而當邊檢人員作出這個決定後，你必須乘坐首班開往你的出發地的交通工具回到你出發的地點。這位朋友的事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因此我在1973年第一次去美國時，儘管我的護照上蓋由美國領事館簽發的永久性多次出入境的簽證，但是我的心情還是有些緊張。我記得當邊檢人員問我：到美國幹什麼？在美國住在哪裡？準備住多久？在美國有否家人？有沒有離美回程機票？等等簡單的問題時，我把自己手提包裡面準備好的機票、旅館的訂房憑證、我去美國公幹洽談生意公司的地址、信件等東西都急忙地掏出來放到他的桌子上。在忙亂中，我把包中的一大串鑰匙、地址簿和一把梳子全部掉在地上了。我當時對這一切都覺得非常的尷尬，我的表情也一定也有點滑稽，所以連那位美國邊檢人員看到我的表情後，都禁不住地笑了起來，並連連地跟我說：“ Easy、Easy Please”。
除了1970年，拱北關受到令我很不愉快的遭遇外，我還有幾次經過世界上不同邊檢站時，遇到令我氣憤和難忘的經歷。
大約在1970年末，那一次我用澳門的證件由澳門去香港。由於我在澳門領取身份證時，澳門政府將我的“曹”字用了和香港證件上英文譯音不同的葡文譯音，而且僅僅寫了我的葡文名，所以我的澳門身分證上連我的名字“其真”的譯音都沒有。因此我的香港證件和澳門證件上除了出生年月相同外，我的姓名是完全不同的。我這個人平時算是比較大膽。但在某些方面還是比較謹慎，我怕萬一遭人懷疑我一個人擁有兩個不同的名字的證件，是因為有存心不良的動機。所以主動寫了一封信去香港移民局將我的情況向他們作了交待，並告訴他們在我的兩地證件上的名字沒有統一時，我會暫時用澳門證件進出香港。在那段時期中，有一次我由澳門去香港公司開會。由於那段時間因為我在澳門的工作特別忙，所以我準備在香港公司開完會後當天就趕回澳門。也因此我在填寫出入境表格時，將住宿日子和住址的欄目都空白著。到了香港碼頭入境時，香港的邊檢人員問我為什麼不填寫那幾項，我向他解釋，我開完會即日回澳，所以無法填寫。那位年輕的邊檢人員可能那天心情欠佳，所以儘管我向他作了解釋，但他還是堅持我必須填上我在香港的住址。我在一氣之下，拿出筆來在空格上填上了“睡馬路”。我的那一舉動，可真的把這位邊檢人員惹火了。他瞪大了眼睛，氣呼呼地向我吼著，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當然也不示弱，就這樣我們倆你一句我一句地頂撞了起來。而且兩人爭吵的聲浪越來越大，吵得將周圍的人的眼光都吸引了過來。爭吵聲驚動了那位邊檢人員的上司，他走過來問情況。我將當時的前因後果向那位“阿Sir”訴說一遍後，要求向他正式投訴他們那位邊檢工作人員的惡劣態度。在我講述過程期間，那位年輕的邊檢人員幾次想插嘴，但都被他的那位“阿Sir”用手勢阻止了。那位“阿Sir”聽完我的訴說後，賠着笑臉連連向我道歉， 說是一塲誤會，請我千萬別介意。我當時因為要趕去公司開會，所以也沒有再對事件作出追究，就離開了碼頭。經過那次事件後，為避免來往港澳再次出現類似的問題，我向香港移民局申請將我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更改成和澳門相同的名字，因此來回港澳之間過邊檢免去了不少麻煩。但從那次起我心中總覺得香港人從心底裡歧視澳門人。我為自己也是香港人感到悲哀和難受。我也對香港邊檢人員產生了極大的反感。
1977年有一次我經印度孟買去毛里求斯，因為班機問題，我必須在孟買住一個晚上。當我在過邊檢時，邊檢人員看我手上拿著在當時很流行、也很出名的cross金筆，叫我遞給他。他拿過我遞過去的金筆，用我的筆在我的入境表上寫了幾個字，很自然地將筆順手放進了他工作枱的抽屜，然後揮手叫我離去。我當時真的給這位邊境人員的行為嚇了一大跳。心想那明明是我的筆，他卻將它堂而皇之地放入了抽屜。他的行為和搶奪、打劫簡直沒有多大的差別，我當時心中的反感無法形容。本來我想和他論理並向他要回我的那枝筆。但是後來一想，我那一次單身孤影地過境，在那陌生的國家裡，他能那麼明目張膽地做這樣的事，我還是忍氣吞聲吃個啞吧虧算了。但是，我的心中對這個國家的印象也從此變得非常的差。而且在那一次以後，我在過任何國家的邊境時，再也不敢用名貴的筆填寫出入境表格了。
1978年我去印尼旅遊。那天飛機到達峇里島機塲時已是深夜。當時峇里島機塲很簡陋、很小並且燈光很暗，到達機塲的旅客也很少。邊檢人員在檢查我的護照時，問我有沒有打過預防針。當我說沒有打過時，他示意我跟他進機塲的小房間打針。我跟他踏入一間沒有其他人的小房間後，他問我想不想打針。開始時我沒有理解他的意思，所以一臉茫然，也沒有作出什麼反應。那位年輕的小伙子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向我直說打針交3元美金，如果不想打針也可以，但是要交5元美金。我一聽之下，趕快掏出5元美金，交給他拿了護照，轉身就走了。因為我每次打任何的預防針後，一般都會有身體不適的反應，而我那次去旅遊，也僅僅只5天時間，能不打針對我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當然是一口答應。不過我的心中卻對這個國家的腐敗留下了深刻的壞印象。
還有一次是很多年前，我在離開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機塲時，邊檢人員問我是如何入境的，為什麼在我的護照上沒有入境印章。我向他解釋，我是由法國巴黎乘搭火車入比利時境的，而我香港飛巴黎入境時，巴黎邊檢人員沒有蓋印章，我也沒有要求他蓋，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巴黎入境時，邊檢人員是否必須在我的護照上蓋印。那位邊檢人員聽了我的話後，要求我出示由巴黎去布魯塞爾的火車票。當我在我的手提包裡翻找火車票時，那位邊檢人員示意我站過一旁，並讓排在我後面的乘客上前接受檢查。我站在一旁，在自己的包裡翻了半天沒找到火車票，準備向前告訴這位邊檢人員。但那位邊檢人員用手勢阻止我上前，反而將他放在他桌子上我的那本護照遞還給我，並示意讓我重新排隊。當時我的心中當然充滿不滿和氣憤，我分別用法語和英語和他論理，（比利時這個國家雖然不大，但是通用的語言卻很多。布魯塞爾屬法語區，所以主要是以法語為主，但是也有很多比利時人說德語、荷蘭語和佛蘭芒語）但這位邊檢人員一臉冷漠且很不耐煩地，向我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串話。我雖不懂德語和荷蘭語，但對這兩種語言的音調是熟悉的，而那位邊檢人員很明顯的即不是說的德語亦非荷蘭語，所以我估計他說的是很少人懂的佛蘭芒語。在那一刻我知道他是在有意地在刁難我，因為他是不可能不會說法語和英語的。眼看著離開飛機起飛時間不多了，我為了不再浪費時間，也只能走到另一條等候邊檢的隊伍去重新排隊。這件事雖然已過去了很多年，但是那位邊檢人員的模樣，直到今天我還記憶猶新，他的冷漠、傲慢和不可一世的態度令我反感。我覺得讓這樣的人守護國家大門，簡直有辱國體，也令人厭惡。
上面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一些我生活中的不重要的陳年往事。但是我還將他們存在腦海中是，因為它們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我一直認為守護國門和地區門户的邊檢人員的工作是神聖的和重要的。邊檢人員在執行工作任務時必須抱嚴肅和認真的態度。但是他們是入境旅客進入這個國家或地區第一個接觸的人，他們在嚴肅認真的同時，還應該明白他們的舉動是代表著一個國家和地區。過境旅客在那短短的幾分鐘中，無論是留下好的或壞的印象，都會和這個國家和地區聯想在一起。像我因為經歷了上述的事情後，如無必要，我不再願意去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比利時，另外，我在1970年春節後，曾長達8年不再回上海探親也是最好的事例。
自從祖國改革開放後，我們國家的邊檢人員對待旅客的態度和禮貌都有很大的改變。隨著國家深化改革開放，我們國家和國際上的聯繫和來往會越來越緊密，相信今後進出我們國境的旅客人數還會不斷地增加，我們的邊檢人員的工作也會越來越繁重。所以我們的邊檢人員的態度和禮儀將越來越受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作為世界上文明大國的邊檢人員，是光榮的，而邊檢人員肩上擔任著的執法任務也是艱巨的。但是我認為執法雖然必須嚴格，不過不一定要生硬和機械化、甚至冷酷的。我希望我們的邊檢人員能够文明和人性化地執法。我也相信如果我們的邊檢人員都能堅持文明執法和人性化的執法的話，非但不會影響國家和邊檢人員的尊嚴，相反地是一定會贏得過境旅客的好評甚至掌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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