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裡，我不期然地想起了很多陳年往事，也想起了很多跟我一起工作並對我很害怕的老同事、老部下。其實，我儘管清楚他們都很怕我，但是我的心中卻常常對他們懷着一顆感恩的心，也非常懷念和他們在一起工作時的一點一滴。我相信在我一生中如果沒有他們辛勤的付出，我這一生不可能有任何作為。我對回歸以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工作的十年時光更是忘懷不了，十年中發生的點點滴滴不斷地盤旋在我的腦海中。在那十年中，我和立法會員工們都面臨著巨大的工作壓力。我們的工作十分緊張且充滿挑戰。在那十年中所發生的一切可說悲喜交加，令人回味無窮。今天我在回憶這十年的光景時，很自然地又想起了在我手下工作的四位年輕人。他們是鄭偉、李寒霖、孫同鵬和劉德學。他們四位都是北京大學法律專業的博士畢業生。回歸前的澳門立法會，為配合順利解決過渡時期的三大難題，聘用他們進入了立法會任職法律技術員。

記得在回歸初期，似乎所有的報章都報導了有關我認為放在我面前最具挑戰性的工作是做好雙語立法工作。自1992年起中文已被確定為澳門的官方語言，但是由於當時澳門的高官都不懂中文，所以澳門的法律和正式公文都以葡文為主。1992年後，澳門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和政府公文都出了中文的翻譯文本，但是因為澳門非常缺乏專業翻譯人才，因此中文翻譯文本的質量絕大部分都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很多老百姓都埋怨看不懂法律中寫的究竟是什麼。從我這個母語是中文而葡語水平最多是半桶水的人，都情願挑選葡文版看的事實，就可知道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的嚴峻性。當時我心中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辣手的難題，不過我明白即使再難，我們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也絕對不能再像以往一樣以葡語為主了。

在上述四位已在立法會工作的法律博士中，我和其中的一位劉德學比較熟悉，因為回歸前他就是被分配在我所屬的工作委員會工作。當時委員會主席是資深律師華年達先生。華年達先生因為不懂中文而且凡事都親力親為，所以法律條文的修改和委員會意見書首先由他起草，然後由翻譯員翻譯後讓各位委員會成員簽署。在回歸前大約一年時間裡，我在委員會開會時常常見劉德學，他總是默默地坐在一旁。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這位年輕人老是坐在那裡既不發言，也無事可做。我曾問了他好幾次，為什麼他不做些什麼？每次劉德學的反應總是對著我苦笑。我心中甚是納悶，也有些反感，但是當時的立法會不到我管，另外我自己也很忙，所以每次開完會就匆匆離去，所以一直到我被選為主席那一天，我都不知道他們四位究竟在立法會是幹什麼的？ 

回歸前，由於要趕於回歸日進行午夜立法，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必備法律，我們在大豐銀行大廈工作了約三個月時間，期間鄭偉和李寒霖是由當時澳葡秘書處派來協助工作的14位員工中的兩位。由於我們當時的工作太緊張，所以我對工作人員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和關注。回歸日後，我才算真正地接觸了包括了這幾位年輕人的立法會全體員工。我發現如果我把他們四位好好地用起來，讓他們發揮專長的話，對推動雙語立法一定是能起積極作用的。我找他們談話，我主動接近他們和了解他們。我發現他們在法律知識方面的根基扎實，中文書寫能力和表達能力特別強。這一發現令我驚喜萬分，因為他們就是近在咫尺的現成的澳門特區人才。問題是我們以前沒有挖掘他們的潛力，沒有分配任何工作給他們，也沒有給他們真正發揮才能的機會。因此他們在當時缺乏立法經驗，對葡萄牙法律制度了解還不足够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他們雖然是滿腹經綸的博士，但他們畢竟沒有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活過，所以他們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都相對地陌生。再加上他們的生活經歷比較簡單，對澳門社會欠缺了解也是必然的。根據我個人的經驗，不懂生活和沒有符合社會現實思維的人是寫不出好的法律的。所以我決定在立法會的管理作出大胆的改革。我改變立法會的顧問團由秘書處領導和分配工作的傳统，我將他們劃分出來，由我自己直接分配和領導工作。我並將立法會裡的法律技術人員分成四個不同的工作組。在每一組中除了中葡法律技術人員各一名外，再加上一名翻譯人員。讓葡籍和上述四位由北京來的法律技術人員一對一地一起工作，讓他們首先在一起分析討論將交予議員討論的法律文本，並同時理順中葡兩種文本。我直接領導工作小組開展工作，也常常參與他們的討論。我除了和他們一起工作外，也關心他們的生活。我要求他們融入澳門本地人的生活，也要求他們了解西方大陸、特別是葡萄牙人寫法律時的邏輯思維。其實他們四位在當時已經掌握了基礎葡文，但我要求他們儘快提高葡文水平。我鼓勵他們到世界各地參加法律研討會，我要他們通過走出澳門，增加見識、開濶思路、了解和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

由於我的心中一直對立法會的工作有緊迫感，所以我不能容忍浪費時間，我對所有的員工工作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我對他們四位的要求就更顯得特別地嚴格。我知道他們很怕我，因為很多時他們的工作出錯時，我會把他們請到我的辦公室關起門來狠狠的批評他們，也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和他們了解工作進度和商談工作情況。除此以外，我不單管他們的工作，也管他們的生活、甚至衣著。我請他們吃廣東菜，我要他們熟悉澳門的廣東人和葡萄牙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我不准他們在吃早餐和午餐時吃大蒜，我不准他們的辦公室放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不准他們自由散漫，我甚至不准他們為抄近路，而踏上南灣湖畔的草坪，我還不准他們…… 其實我雖然是對他們說這不行那也不行，但我心裡清楚他們四個是十分精幹和努力上進的好員工。我管他們像管我自己的子女，也殷切地期望他們更快地在立法會中發揮他們的作用，並盡快獲得議員和立法會同事們的認可和尊敬。另外我向自己發誓，在我退下立法會主席位置前，一定要令他們四位都成為能獨當一面的澳門法律專家。其實每當我對他們嚴厲的批評後，我都會很內疚和後悔。心中也常常充滿對他們的歉意。令我感到高興的是，經過他們的努力和他們在工作中出色的表現，他們逐漸贏得了議員和同事們的認同和尊重，他們成了立法會的中堅力量，並對立法會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除了對他們在工作中的進步神速和出色的表現感到欣慰外，我對鄭偉的細緻溫和、李寒霖的老成穩重、孫同鵬的憨厚善良和劉德學的聰明調皮都很喜歡。在長達十年相處後，我和他們之間產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和友誼。

在十年中，我心中總覺得和葡籍顧問相比，他們的工作條件相對差了，也因此一直有些過意不去。事關，在我們搬入大廈時，獨立的辦公室房間不夠，所以一直是鄭偉和李寒霖共用一個辨公室，而孫同鵬和劉德學同處另一個辦公室。在我離開立法會前一年半，我決定想辦法為他們解決問題。我親自多次巡視立法會。最後在立法會裡找到了兩個空間，我決定在那兩處間隔出四個辦公室。公務局對此十分支持和配合，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很快四間獨立的四四方方的辦公室準備就緒。奇怪的是他們四位都不搬進去，由於他們原來的辦公室已經安排給其他的員工用，所以他們四位都搬到圖書館辦公。我問了原因後，明白他們是嫌辦公室裡有很濃的新裝修味道。我吩咐秘書長買工業用的空氣清新機。就這樣又過了個把月，他們四位還是不願搬進去。他們都說進去坐一會就會頭痛頭暈喉嚨痛等等。秘書長和我的秘書每天都到那四個空的辦公室巡視，但是除了他們四位外，所有的人都說那些房間中沒有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氣味。有一天秘書長告訴我，她已沒有辦法可想了。我聽了以後，告訴秘書長她不用再管了，這事就交給我來辦。那一天的下午，我召集了他們四位到其中的一間房間裡，我說我有話和他們說。我坐在辦公椅上和他們聊開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後，當我們正聊得很起勁時，我突然指著他們問他們有沒頭暈？頭痛？喉嚨痛？因為我問得突然，他們誰也沒有想到我為什麼要這樣問，所以異口同聲地說沒有啊！我聽了以後站起來說我也沒有頭暈頭痛和喉嚨痛，這足以證明這四個辦公室都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要求他們從第二天開始搬進去辦公。其實他們四位在開始時的確對新裝修的房間有些不習慣。但是時間長了，就開始相互影響心理。一個說不舒服，個個都覺得好像是有那麼回事。而且越說越沒人敢搬進去辦公了。當然那天下午因為我們在裡面待了很長的時間，而誰都沒感到不適，所以在第二天他們也就放心地搬進去辦公了。這件事再一次證明做领導的有的時候不能用生硬的方式，命令下屬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我長期擔任管理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在處理任何事時，都人性化一些是一定會達到如期的效果的。在我和他們相處的十年間發生了很多令我終身難忘的事情。我早就說過，我離開立法會主席位置，令我捨不得的不是主席這個頭銜。而是和我朝夕相處、共同奮鬥、努力工作的同事們。說心裡話自從在立法會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後的一年半中，我還真的對主席的地位沒有留戀過，但是令我常常牽肚掛腸的卻是在我手下工作的員工們。對我來說權力和地位都是過眼雲煙，而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和感情才是天長地久的。由於上述四位在這十年中和我的接觸特別多，所以我對和他們相處中發生的一點一滴更是特別地懷念。在我的心目中，他們是我豐富法律知識的老師、工作中的好幫手和生活上的好朋友。

自從我離開立法會後，我和他們不像以前那麼地接近了，但是，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會見上一面。現在我們見面時的氣氛很輕鬆，他們也不用再顧忌並擔心是否會挨罵。因為我們之間有一個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我們現在只是單純的敘舊，不談公事。因此現在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是無拘無束地說說笑笑。他們現在也常常會將當年不敢告訴我的事告訴我。有趣的是他們常常互揭當年不為我知的各人所犯下的錯誤，而這一切都會引發我們的陣陣大笑。最近有一次我和他們聚會，他們都說過去見到我很怕，但是現在卻很懷念過去挨罵的日子。當然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會真正喜歡挨罵的。但是他們的話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因為他們這麼說真正地反映了，在過去十年相處中，我們之間的確是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和我一樣懷念著十年相處的一點一滴。這也令我更加相信他們雖然怕我，但一定是不會恨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