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1年5月24日)

1978年初的有一天，父親由北京回港召集我們公司的董事們去香港辦公室開會。在會議中，父親告訴我們他在北京見到他的老朋友，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陳誠宗先生。陳先生告訴父親中央已決定在中國實行對外改革開放政策，並準備稍後分別在深圳和珠海成立特別經濟區並向外資開放。由於中央對開放政策還在醞釀階段，所以還沒有正式向外界宣佈。我的父親雖已離開中國大陸卅年，但他對祖國的熱愛和為建設國家貢獻力量的願望始終是卅年如一日，另外父親一生人總喜歡走在別人前面，爭取開創先河做第一個墾荒者。因此他一回到香港後就親筆撰寫了一份在毗鄰澳門半島的珠海興建一家毛紡廠的意向書呈交給國務院，並很快獲中央批准以補償貿易的形式在珠海的香洲興建香洲毛紡廠。永新企業有限公司也和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簽訂了“針字第一號”的協議書。父親在協議書上承諾將我們原本預備在澳門安裝以擴充我們生產的四套全新毛紡機和在珠海興建的廠房作為第一筆投資。他又說建造廠房、安裝機器、培訓工人、工廠管理工作等都由我們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員工負責。在父親和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簽訂協議前的有一天，我和我在澳門的同事林華旺先生被父親召去香港開會。在會議上父親向我們宣佈了他的決定。我和參與會議的同事們聽了這個消息後，感都到十分的驚訝。我們雖然都是跟隨父親工作多年的人，也都深知父親辦事的作風。但是我們在那一刻還是面面相覷，半天都說不出話。因為事情來的太突然，而且當時的珠海一片荒涼、鮮有人煙，生活條件也特別的差。我們大家心裡想的是，要我們去建廠實在是我們很難接受並且也堅信會存在著很大的難度的。但是父親是我們的老闆，是公司的董事長，他既然已決定而且已決定很快就要簽訂協議書了。那麼我們除了執行命令外，儘量將工作做好，根本是別無它法了。

離開父親辦公室後在回澳門途中，我和林華旺先生商量後，決定先將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澳門工廠的擴建工作停下來，抽調工廠主力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先策劃珠海廠房的興建工作。回到澳門後，我和林華旺先生在第一時間約見了具體負責落實執行“針字第一號”的廣東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負責人員，商討選址建廠房工作。其實當時在珠海選址是再容易不過的事，因為當時的珠海幾乎沒有什麼房屋，而空地卻十分多。我們的選址和廠房興建都很快就完成了。我們也快速地將四套全新的毛紡機器在廠房裡安裝起來了。從選址到機器安裝完畢，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十分快速和順利，可說基本上完全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在那個期間工廠招收了不少年輕的工人。在機器安裝完畢後，我們隨即在工廠現場對新招收的工人進行操作機器的技術訓練。

由於我們自香洲毛紡廠建廠房起的工作都順利，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們都為此深受鼓舞。我們每天都有大批工作人員由澳門跨境過去珠海工作，雖然工作時間都相對較長、工作強度也較大，但同事們的工作熱情都很高，因為大家都深深地意識到我們的工作是為建設祖國作貢獻的，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但是當我們開始對工人們培訓時我們碰到了困難。當時我也和公司同事一樣每天大約在早晨8點鐘到達珠海的工廠。在機器安裝完畢後，我們招收的工友們都陸續被分配到工作崗位上，接受在職培訓。但無論在什麼時候，工廠門口都會有很多男男女女的青年人蹬著談笑（據我了解我們都從農村招收工人，而農民的習慣是蹬在農田旁邊的田埂上休息的），而工廠裡面操作機器的工人卻寥寥無幾。雖說機器自動化程度很高，不過每台機器還是需要配備足夠的三班工人看管機器運作。但是受培訓的工人們根本不聽我們負責培訓的員工的話，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培訓工作的進行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另外工廠裡面的清潔情況也很差，地上有痰漬、紙張、機油漬……在工廠範圍內想如廁的話根本不用問路，因為在工廠範圍內到處都能聞到廁所的臭味。對於這種種情況，我和我們派去的工作人員都有很大的不滿情緒，我們的工作人員每天都向我投訴，並擔心無法按期完成投產的任務。當然對我這個火爆脾氣的人來說，著急和惱火就更不在話下了。我為此曾多次和中國方面委派的廠長交涉。在交涉後廠內的衛生環境有了不少的改善。但工人不在工作崗位的情況仍然嚴重。他們因怕被我責怪，因此成群結隊地由前門口移到了蹬在後門口。有的甚至在上班時間出去游泳、回家睡覺或去幹私活。當時父親已經定出我們的工廠在1979年11月初投產並舉行正式的開幕儀式。我們也在培訓工人準備投產的同時，著手開幕儀式的各項準備工作。眼看離開投產和開幕儀式的日期逐漸接近，父親又幾乎每天來電詢問工人技術熟練程度和工廠在那段試運作時期的情況。而我們面臨的卻是生產上不去、工人的操作技術不過關和紀律鬆散等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和我們公司同仁的心情也隨着投產和開幕日期的逼近，而變得非常緊張和不安。我於9月中時約廣東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負責人員來珠海開會商討解決辦法，在會議上我按捺着心中的火，把我們的實際情況向他們通報，並將試生產時的生產量和次品記錄一一地向他們出示。但是那一次會議的氣氛非常地惡劣，開始時我還耐着性子向他們解說，但後來雙方在會議上出現了針鋒相對的爭執，而且爭執也越來越劇烈並且到了不歡而散的地步。事關當時中國還未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深圳、珠海特區尚未成立，很多政策也未落實。在國內的人在思想上普遍地對境外資本家懷著不信任和懷疑的態度。而我們是全國第一家中國境外商人投資企業，所以在爭論中對方告訴我，我們的報表數據他們沒有興趣看，他們也不可能相信我們的數據。因為資本家唯利是圖，沒錢賺我們是不會去投資的。在聽到他們這樣的說話後，我心中不斷冒上的火再也按捺不住了，我站起來告訴他們，我不再和他們談判，我吩咐我的同事們和我一起回澳門。我並告訴他們，我們放棄工廠中的一切投資，我們的員工從第二天起不再回香洲毛紡廠主持廠務。回來後父親和我們公司的副董事長盧煥榮先生都來澳門和我們開緊急會議。最後我們決定，一方面向國務院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通報情況，另外，也由盧煥榮副董事長和我聯署撰文向人民日報投稿，發表文章。文章中我們闡述我們在中國境內辦廠遇到的困難，也同時表達我們的不滿情緒。人民日報於9月底將我們文章全文登載。在文章發表後沒多久，我們工廠的情況出現了轉機。

廣東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的負責人，很快地主動找上門來和我們商討有關事宜，並達成在廠內執行勞動、安全和管理方面紀律的協議。廣東省政府也為此破例特別批准讓香洲毛紡廠工人往澳門廠接受培訓和澳門的工人一起工作，邊做邊學。我們還邀請香洲毛紡廠的領導層人員來澳門，接受有關毛紡工藝和工廠管理的培訓。在雙方的努力下，無論是廠領導或工人在接受了大約一個月緊張的培訓後，在工作技術或工作紀律方面都得以全面的提高，香洲毛紡廠也在風和日麗的情況下，順利地舉辦了在珠海歷史上第一次規模龐大的開幕儀式。開幕儀式完畢後，全體來賓都參觀了工廠。工廠裡整潔干淨的情況和工人們飽滿的精神面貌都給賓客們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香洲毛紡廠雖然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工廠，但它是文化大革命和打到四人幫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一例，因此它的意義非凡，其影響也極其深遠。我個人非常幸運能有機會直接參與開辦和管理工作，其中雖然遇到一些困難和挫折，但是我想做任何事都會在過程中有不盡人意的情況出現。而困難一旦被克服了，事情辦成功後，我對一切都不會再計較。所以現在每當我回憶那段經歷時，都會有回味無窮的溫暖感覺，也為自己在人生中曾有這麼一段不尋常的經歷而感到無比的光榮。

祖國的改革開放已歷時31年。祖國的過去31年是不平凡的31年，它的變化舉世矚目。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我們祖國的迅速發展和壯大感到無比的驕傲。我衷心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繼續不斷地看到我們祖國的昌盛繁榮，我們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