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1年5月16日)

我曾多次見過葡萄牙前總統蘇亞雷斯（Dr. Mario Soares）博士。蘇亞雷斯大學時在里斯本大學攻讀歷史和哲學系，並於1957年起任里斯本大學歷史和哲學講師。但後來他轉讀法律，畢業後成為職業律師。蘇亞雷斯是葡萄牙傑出的政治家。他在大學時代曾經加入葡萄牙共產黨。但由於他主張自由經濟，因此和葡萄牙共產黨在理念上產生了分歧，而淡出葡萄牙共產黨。1964年他在瑞士日內瓦和友人創建“葡萄牙社會主義行動”。1973年“葡萄牙社會主義行動”改成“社會主義黨”。蘇亞雷斯出任該黨書記。蘇亞雷斯在推翻獨裁政府的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前，曾於1949年兩度被捕坐牢。並於1968年再一次被捕並流放到葡萄牙殖民地聖幾內亞灣（Sao Tome in Gulf of Guinea）。8個月後他被赦回到里斯本，並在1970年逃亡出境先到意大利。其後由意大利轉往法國巴黎定居，並在巴黎、雷恩的萬塞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ncennes，Paris and Rennes）。蘇亞雷斯在1974年葡萄牙革命成功後返回里斯本。期間活躍葡萄牙政壇。他於1976年-1978年及1983年-1985年期間他兩度當選葡萄牙共和國總理，並於1986年至1996年連續兩屆當選為葡萄牙總統。他在任葡萄牙總統期間曾2度訪問澳門，在他官式訪問澳門期間及澳門立法會組團訪問葡萄牙期間我和他在官式場合，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和法國駐澳門名譽領事身份有過多次近距離的接觸。

其實我遠在蘇亞雷斯在葡萄牙出任總理和總統前就和他在巴黎相識。事關，1973年公司在巴黎收購了一家經營進口及批發毛衫的公司。也因此我於那一年多次出差前往巴黎。在其中一次，我在巴黎短暫的逗留期間，適逢我在葡萄牙的一位朋友去巴黎公幹，有一天他請了蘇亞雷斯和我一起共晉晚餐。請我們吃飯的那位朋友是葡萄牙的一名商人，但是他和蘇亞雷斯是好朋友，也是一名反對葡萄牙獨裁政權的社會黨人。在晚餐桌上我那位朋友和蘇亞雷斯交談甚歡，他們真好像是有說不完的話似的。而他們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都和當時葡萄牙政治有關。因為當時我對葡萄牙的政治毫無認識，所以在整餐吃飯期間我根本聽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為此我在飯桌上對他們的對話基本上無法插嘴，也因此很少開口。那一餐飯後我和蘇亞雷斯之間都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直到1976年我在報紙上看到他當選為葡萄牙總理的消息時，才意識到那一次和我在巴黎一家小飯店同桌進餐，但其貌不揚的中年男子竟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

在我的記憶中，蘇亞雷斯在任總統期間，曾兩次來澳門官式訪問。他第一次訪問澳門時，我已在澳門立法會任立法議員，因此我在幾乎所有的官式場合中都能見到他，但很顯然他沒有記起曾和我一起在巴黎同桌進餐那一回事，當然我也沒有主動和他提及此事，心想他那時已貴為國家總統，每天日理萬機，又怎會記得那一次在很偶然的機會曾和我在巴黎共晉晚餐之事。況且我不知道他是否願意別人向他提及，當年他落難逃亡在外國時的一些小事情，因此我除了禮貌地向他握手問好外，從未向他表露絲毫我早就認識他的事實。但在一次他和各國駐澳領事團（我當時任法國駐澳門名譽領事）一起吃晚飯時，他主動走到我面前問我，是否還記得我們曾在巴黎的那一次晚餐。他很主動並很親熱地挽著我的手臂叫攝影師為我倆照了一張相。他的舉動把當時在場的各國駐澳領事們驚訝的眼光全部吸引了過來，大家都很好奇地圍在我和他的周圍。我為此還真的被他那種友好的舉動弄得挺尷尬的。我告訴他從他出任總理的那一刻起，我就認出他就是那位和我共晉晚餐的男士，但顯然地我並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深刻印象，所以和他在前幾次見我時都不認識我，而我也不好意思向他提起往事。他聽完我這番說話以後，滿面笑容、半鞠躬地彎著身子，連連向我賠不是。他向我解釋在1973年時他流亡寄居在巴黎，他雖然在大學任教生活無憂，但心繫祖國心中想的全是葡萄牙的政治和老百姓。再說他當時很難得一見來自里斯本的摯友，所以注意力全集中在我們那位朋友身上。他還一再怪責我說我應該在前幾次見到他時，主動提醒他我們曾在巴黎相識的事情。他並告訴我，如果我們的那位共同朋友，沒有在他來澳期間請他的夫人轉告他向我問好的話，可能他還不會將我和他曾在巴黎一起吃過飯的年輕女子連擊在一起。跟著他打趣地告訴我，對他來說我們中國女孩看上去都長成一個模樣，而他在那一次和我同桌進餐時，心思全放在葡國政治狀況下，所以沒有太主意在座的和葡國政治毫無瓜葛的女孩子。也因此再見我時根本沒有認出我來。

他當時說這番話時態度十分誠懇，給我的印象就像是見了多年未見的好友一樣。在那一刻我對他的好感頓時增加了很多。我心中暗自思忖，難怪在葡萄牙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平民總統”，原來他真的一點總統的架子也沒有。自從那次以後，他每次見到我時，不但會像見到好朋友那樣地主動和我打招呼。而且每次都會打趣地告訴在我們周圍的人，我在里斯本有一個“異姓”朋友。我那位朋友非但是他的好朋友，並且在1974年他由法國回里斯本後還是他的鄰居。也因此我和他就早已經是好朋友了。由於他說這話時總是在說“異姓”兩字時提高聲調，因此每次都引起大家的哈哈大笑，當然，這些話也弄得我覺得特別不好意思，不過我們大家都知道他愛開玩笑，因此誰都沒有太在意。蘇亞雷斯在他訪問結束離開澳門前，遣人將那晚和各國駐澳門領事共晉晚餐之時我和他的彩色合影照片送來給了我。他將照片放得很大，並在照片上親筆寫上了“送給我的好朋友Susana”的字句，當然他也親筆簽上了他的大名。我為此深受感動。我將這幅相片鑲好鏡框後一直安放在我的辦公室裡。   

我和蘇亞雷斯總統之間還發生過一件鮮為人知的趣事。事關在1990年代初我應葡萄牙一家出名的酒廠老闆之邀，赴葡萄牙參觀酒廠。我當時任殷理基洋行董事長，而殷理基是那家酒廠出品的各種紅、白酒的澳門總代理。由於酒廠位於葡萄牙北部，所以我由香港飛往里斯本，並在里斯本住一晚，然後第二天乘火車去北部。到里斯本的那天，我見了很多的朋友。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們吃了晚飯後，很晚才回到下榻的酒店就寢。回到酒店後，酒店服務員為我送來很多的電話留言。留言中有好幾個是來自總統辦公室的總統澳門事務顧問。留言囑我回到酒店後，無論多晚都務必覆電給他，當然他給我留了他私人的住家電話號碼。我看到留言那一刻心中真的感到非常的奇怪。因為我此行純屬私人性質，完全没有驚動官府。我心中想總統府的顧問又怎麼會知道我在里斯本，而且還知道我下榻的酒店。由於當時的時間已快接近午夜，所以我對是否覆電話着實還猶豫了好一會。最後我還是按號碼打了電話。電話駁通後，只響了一下，總統顧問就接聽了。我相信總統顧問那晚一直就守在電話旁邊等着電話鈴嚮。我報了名後，對方如釋重負地急促地說，總統蘇亞雷斯聽我在里斯本的一位朋友說我那一天到葡萄牙，所以吩咐他的澳門事務顧問聯繫我說他想見我。他的顧問在無法和我通上電話的情況下（當時我沒有手機），向酒店打聽了我第二天是否還在那個酒店住宿，酒店服務人員告訴他我第二天不退房，因此他想當然地認為我第二天一定還在里斯本。他在沒有經我同意的情況下，自作主張地安排第二天我去總統府見總統。我一聽他這麼說可着急了，我說我第二天一早乘火車去葡萄牙北部參觀酒廠，所以他安排我見總統那段時間我不會在里斯本，因此不可能抽時間去見總統。這一下子，總統的顧問可嚇壞了，他說這不行，我必須推辭去北部的約會，總統的約會定了時間是不能改的。我聽他這麼說心中的火也壓不住地冒了上來。我告訴他總統想見我，也必須是在我有空的時候，不能由他單方面決定什麼時候方便就什麼時候見。就這樣我一言他一語的在電話中爭了起來。最後我告訴他我不想和他多爭論，我主意已決，他不用再說了，我第二天一定去北部，他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我還不相信他能叫警察把我押到總統府。說完後我掛了電話，上床睡我的大覺。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火車北上去見酒廠老闆。那天酒廠老闆派了手下的一位經理在火車站接我。那位經理見到我後臉上露出如獲珍寶的欣喜表情。他說他正在思忖我不知是否會按原定時間到達，因為他在去火車站的路上聽到電臺宣佈總統那天的行程，其中有接見我的一個小時。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首腦的每天日程都會由傳媒公布的。由於在前一天到午夜時分總統的顧問才知道我那天不去見總統，所以他根本來不及通知電臺和電視臺取消接見我的事項，也因此一早的新聞就根據前一天原定的計劃宣布了。到了酒廠後，我參觀了酒廠。我曾多次到過葡萄牙北部，但每次我都只到了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爾多，想不到酒廠是設在風景如畫的鄉村，酒廠老闆為我準備了豐盛的午餐。我度過了非常輕鬆愉快的一天。當酒廠老闆聽說我為了赴他的約會推掉了總統的接見時，臉上露出了满足和驕傲的表情至今令我難忘。我告訴他中國人最重信義。他這次早就約了我，我不能因為總統想見我而失信於他。他聽完我的話後，連連點頭稱是，並蹺起大拇指稱讚中國人講信義的優良文化傳統。

那天傍晚我回到里斯本酒店時，又見到那位總統府顧問的電話留言。這次他在留言中說，第二天有兩個時間讓我挑一個去見總統。當然這次我沒有理由再推托，而且我根本並非借詞推脫或不願見總統。所以就在他提供的兩個時間中挑了其中的一個，並按時去總統府見了總統蘇亞雷斯。總統蘇亞雷斯看到我時，顯得特別地高興和熱情，他沒有向我提起前一天我沒有去見他的事，當然他不提我也不會主動地說起那件事。那天總統根本沒有和我談政事，也沒有談到有關澳門的什麼事情。在他接見我的幾近一小時裡，我們像兩個老朋友聚舊似的，天南地北地聊天。他告訴我，他從總統位退下來後，會寫文章和自傳，也會主持個人慈善基金，做些社會公益。他問我是否考慮退休後寫文章。我告訴他，我還未考慮退休以後的事情，但是我想如果能寫文章是很不錯的。不過我在過去幾拾年中，沒有執筆寫過文章，再加上我學的語言和文字太雜，我覺得自己什麼文字都不精通，所以我還真懷疑我是否能寫出好的文章來。蘇亞雷斯聽我這麼說後，很認真的告訴我，寫文章一定要認定一種文字。以他之見，一個人可以懂很多語言和文字，但是寫文章時必須用平時思考問題自然在腦子裡出現的語言。他然後問我平時用什麼語言思考問題。當他聽到我的答覆是中文時，他一臉嚴肅地向我說：“Susana，日後係如果要寫文章的話，必須要用中文寫，千萬别用其它文字寫。因為好的文采是文字和思想感情交織和融匯而成。而人在思考問題時用的語言和文字是最富情感和真摯的。他並叮囑我一定要切記他的說話。”今天當我坐在書桌前，寫這篇文章時，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他當天的這番說話，並彷彿還能清楚地看到他說話時的神情。他的這幾句話對我來說可真的是金玉良語，而且令我受用不盡。

屈指算來蘇亞雷斯先生今年也已高齡86歲了。我和他也已有超過15年沒有見過面。蘇亞雷斯任總理時在葡萄牙的老百姓，並不太喜歡他，並都說他不善管理，不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好總理。但是他在任總統時卻因為他親民而頗得民心。他在91年總統連任選舉時，在第一輪投票中以超過70%的選票獲壓倒性的大勝。本來他在任10年總統後，應該可說已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劃上了完美的句號。但是在2006年以81歲高齡，他再次代表葡萄牙社會黨競選總統，最後以僅得14%的選票而大敗。在我看來這是他成功的人生中的一大敗筆，我為他感到十分可惜和不值。

我最近從朋友處獲知他的基金會還在運作，他的健康狀況也幾乎也還很不錯。最後，我在此借我的博文祝他和他的家人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