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1年4月27日)

大約三個星期前我的秘書Anna告訴我，行政長官辦公室公關部工作人員來電通知她，兩位曾在澳門任澳門總督的文禮治先生和李安道先生會來澳門訪問。當行政長官辦公室在安排他們在澳門的日程時，那兩位前任總督希望在他們訪問澳門期間，攜同他們的夫人來我的辦公室看望我。我和這兩位前任總督在任時接觸較多，所以對他們的性格和為人都比較熟悉，在他們倆分別任澳督期間，我和他們相處得算是不錯的。但是自從他們離任回葡萄牙後，我和他們再也沒有什麼接觸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最後一次見他們倆應該是1995年澳門飛機場舉行開幕儀式那一天。當時的澳門總督韋奇立先生邀請了所有的歷任在澳門服務過的前總督和多位前政務司來澳出席儀式。由於那一次來澳的客人太多，而且機場開幕儀式活動較多，所以我並沒有和他們有太多的接觸。這次聽說他們兩位指名希望來我辦公室和我見面，當然我不便推托，但我現在的辦公室比較小，如果同時見好幾個來訪者的話，我的辦公室就會顯得很擁擠。因此我建議他們在澳期間由我作東和他們共晉午餐。

4月15日中午我們在葡萄牙共和國駐澳門總領事夫婦及許輝年先生的陪同下，一起吃了午餐。許輝年先生和這兩位前澳督都比較熟悉。說來還真的有些有趣，因為前總督李安道先生在當年委任許輝年先生為澳府咨詢會成員。而文禮治先生卻委任了許輝年先生為澳葡的立法會議員。在午宴中我們相見時都十分高興。大家互問近況、談笑甚歡。氣氛顯得很和諧也很輕鬆。在笑談中兩位前澳門總督，不斷地詢問他們在任時的一些和他們熟識的人士的近況，也和我們一起回憶了他們在任時發生的一些要事、趣事和令他們苦惱、頭痛的事情。當然，要說起令他們苦惱和頭痛的某些事情時，他們還必然會提到我。因為我有時是他們苦惱和頭痛的根源。

譬如說，在李安道先生任澳督時，我們公司在澳門開設了一家規模並不太大的“日本傳統和服繅絲織品”工廠。這個工廠的規模雖然並不大，但是因為澳門的廠房租金和工資遠比日本本土便宜，而我們用的繅絲原料來自中國大陸，當然比日本本土出產的原料要廉價很多。由於澳門產品的成本相對比日本本土制造的產品要低得多，所以我們的賣價遠遠地比日本本土的絲織品便宜。為此在日本從事養蠶業的農民和在當地同類工廠的工人們都十分擔心，萬一日本大量進口制造日本傳統和服的絲綢，那麼一定會影響他們的生計。為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組織起來紛紛地向日本政府提出示威抗議。向政府提出要求禁止從澳門輸入絲織品。日本政府在充分考慮保護本國農民和工人的就業權利後，通知澳門政府他們決定執行禁止由澳門生產的絲織品進入日本。當然這個消息對我們公司來說真是晴天霹靂，因為我們的機器和投資都祇適合生產曰本傳統和服衣料的絲織品。因此日本政府這一措施的執行就意味著我們工廠一定會關門大吉。我和管理澳門進出口的經濟廳商議應對辦法，並要求澳門政府出面和日本政府交涉。當時的澳門政府在這一方面毫無經驗，也缺乏談判人才。所以一直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眼看著倉庫中的生產成品越堆越多，所訂購的原料也綿綿不斷地運來澳門，我心中的焦慮無法形容。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號召我廠員工聚集到南灣的澳督府前向政府示威抗議，在我的帶領下，我們舉著抗議牌、喊著口號，要求政府為我們主持公道，保障本地企業和工人的合理權益，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爭取日本政府收回成命。我們在澳督府堅持了好幾天，直到當時的澳督李安道先生承諾親往日本向日本政府交涉才罷休。經過澳督李安道先生、澳門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間的多番交涉，再加上我們公司通過日本商界朋友的周旋和從中調解，日本政府最後同意允許我們的產品繼續出口去日本，但是對我們公司設立了出口去日本的限額。其目的當然是限制我們公司再擴大輸往日本產品的生產規模。當然這一決定令我們的公司渡過了一次難關。

另外，在李安道任澳督初期，澳門制定了澳門組織章程。1976年澳門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屆立法會。我受宋玉生先生的邀請參加了直選，並當選了第一屆立法議員。當時我年輕並氣盛。我常常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表語驚四座的言論。對政府的批評那更是毫無保留。在有一次李安道先生列席立法會時，我發言評擊澳門政府對外出囗政策不當。我認為全世界都是鼓勵工業和出口，唯獨澳門政府對出口商品徵出口稅，嚴重削弱澳門產品的競爭力。我尖銳的言詞對當時也是年輕氣盛的李安道先生剌激十分大。但他在立法會列席時不能插嘴反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摘下耳筒索性不再聽翻譯。他又摘下眼鏡開始抹鏡片，我一看這個情況，立刻停下發言，向主席抗議要求澳督帶回耳筒，聽我發言以示對我的尊重。在那一刻立法會內鴉雀無聲，李安道總督也只能尷尬地重新帶上耳筒，聆聽我對政府的批評。

我和文禮治總督的關係也可說是不錯。文禮治先生來澳任澳督已是80年代末。當時文禮治先生也已人到中年，他本人是一位工程師，不像以前作風硬朗的軍人總督那樣脾氣大。文禮治說話比較少，說話時也很斯文，他對議員們在立法會對政府的批評不像以前軍人總督那樣的強烈反應，我總覺得他有些像軟皮蛇那樣，你說你的、他做他的。在他在任期間，我和他之間一直和平相處，並沒有起過太大的沖突。唯一的一次是我和他紅了臉的起因，源自他手下一位官員的無理取閙。有一天那位官員跑到我們廠裡，叫我廠工作人員把我廠剛安裝完畢的價格昂貴的，在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寬封織布機全部拆下來，說機器避震系統有問題，因此他認為會有損生產安全。他要我們在機器下面加上厚厚的木方（具體厚度我已記不清楚)。我經過多次解釋並出示生產廠家的證明，證明我們完全符合生產機器廠方的要求安裝機器，所以我們能保證絕對的生產安全。不知為何那位官員就是不聽，並勒令我們限期拆卸，否則也會來封廠。我們在沒有辦法的情形下，向生產機器的廠家求救，生產廠家囑我們千萬不要隨便改動和拆卸機器，因為機器很昂貴並且十分精密，拆卸過程中容易損壞機器，如果我們在自行拆卸過程中出現機器損壞現象，機器供應廠將不承擔賠償責任。生產廠也保證機器的避震系統絕對無問題。在這種兩難和趕期開始生產的情況下，我要求見總督文禮治，文禮治先生聽我說完後，說等他了解後，很快給我答覆。但我等了幾天音訊全無，我一急之下又去找了澳督。這次文禮治先生說他剛了解到情況，但還未來得及通知我。他說他手下的官是出自好心，並為了生產安全起見，要求我們在機器下加木方，所以他認為該要求也屬合理，所以希望我配合。我聽後再也按捺不住心中之火。我跳起來告訴他，他是一位工程師，應該知道做什麼都要科學依據，他們憑什麼叫我在機器下填起這塊這個厚度的木方，我請他用方程式計算給我看，如果他拿不出方程式的話，我將於次日召開記者招待會控訴政府壓迫投資者……當時我的態度既急又躁，弄得總督非常尷尬。最後文禮治先生請我將廠家的一些用戶手冊複印給他，也就這樣事情不了了之並平息下來。隔了很久，在有一次立法會組團去葡國時，文禮治先生在旅途中和我打趣地說，我那天“兇”得好像想殺人，他回想起時還有些“怕”。當然我知道他並不是真的“怕”，但他這番話在當時的確令我感到很尷尬。

目前，還在人世的前任澳門總督，總共還有四位。他們是李安道先生、  伊芝迪先生、文禮治先生和韋奇立先生。伊芝迪先生因年邁且身染重病而不能遠行，所以相信在他有生之年不會再來澳門。除了這次兩位到訪的前任澳督外，還有一位不久前曾到訪的韋奇立先生。韋奇立先生是回歸前末任總督，他也是一位將軍，作風之強硬絕對不亞於當年的高斯達先生。他在任期間，我和他雖有不少接觸，但是並不是很接近，不過我們之間倒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爭執。但他離開後卻為了我不認同他離任前成立的基金會而生了我的氣，並在很多我的熟人面前數說我的不是。其實對他是否生我的氣，我並不太介懷。因為對我來說，前任澳督們只是我在澳門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過客，澳門在葡萄牙統治時期，我在澳門開工廠做生意或任議員，和他們打交道在所難免。對他們來說，澳門和澳門人也應該是他們一生記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不過因為他們在澳門的時間都相對比較短暫，他們回葡萄牙後也各奔前程，不再和澳門有太多的接觸和關係，因此澳門人，特別是我們澳門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和他們之間建立真正的和長久的友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