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1年3月28日)

每年在兩會期間，澳門中聯辦必定會在全國政協開幕的那天，也就是每年的3月3日在北京宴請赴兩會的全體澳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今年的晚宴設在北京蒙古大厦。在晚宴上白志健主任除了邀請當日正好在北京的各位蒙古自治區各位領導，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外，還邀請了蒙古大厦的歌舞團和蒙古族兩位傑出的歌唱家為我們在現塲作精彩的表現。席間高朋滿座，在座的嘉賓和澳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一邊欣賞歌舞，一邊品嘗著美酒佳肴，塲面喜慶、氣氛熱烈。在晚會接近尾聲時，歌唱家們要求在座的澳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派出代表演唱助興。在大家的推舉下廖澤雲常委欣然應允為大家獻上一曲，並很快就動員了在座的大約八位代表和委員，站出表演席為大家演唱。當那幾位代表和委員在表演席上準備就緒後，卡拉ok機開始播放了我們都十分熟悉的“友誼之歌”。當我聽到這首歌的音樂時，我的心中突然為之一震。在那一霎那我腦海中閃現出了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也是合唱“友誼之歌”的另一個塲面。

事關於2009年8月14日晚上，澳門立法會舉辦了慶祝澳門特區立法會成立十周年的聯歡晚會。那天在十年期間曾經擔任澳門特區立法議員的新舊同事，和立法會輔助部門的工作人員歡聚一堂，塲面十分熱閙。由於2009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的最後一年，也就是說是立法會換屆的一年。而在原則上每年的8月15日後立法會就會進入休會期，直到10月16日才開始會議。所以那次聚會是第三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換屆前最後一次的全體議員和工作人員在一起的聚餐。由於我早在2008年夏天，已公開宣佈不再繼續参加第四屆立法會的選舉，所以那天參加聚餐的人都知道那一次是我告別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和全體工作人員的聚會。我的小弟弟其東聞悉立法會有此盛會後，特別從上海邀請了幾位好朋友前來助興。他們中有著名的演唱家魏松、董明霞、羅雨等。弟弟其東告訴我說這是他送給我這位大姐退下立法會主席位置，即將翻開人生新一頁前的禮物。

那一晚的聚餐，場面十分歡騰。在歌唱家們的優美歌喉和美酒的影響和刺激下，平時言行舉止比較拘謹的同事們也都顯得特別愉快和輕鬆。他們中有的隨着音樂的旋律翩翩起舞，也有的拿着酒杯走到坐在不同桌子的議員和同事面前敬酒言歡，有的趁着酒興和在座的同事們握手甚至擁抱並互囑珍重。這種塲面用“臨別依依”這四個字來形容可說是再恰當不過了。這樣的塲面在我的一生中也可以說是十分少見的。它雖然歡騰但也顯得有些傷感。不知什麼時候我走到了臺上，也不知道是誰帶的頭上臺和我擁抱道別，跟着臺下形成了一條長龍，我的議員同事們和立法會的員工們排着隊、依着次序逐個逐個地跑上了臺和我擁抱道别。其中不少個都忍不住眼淚哭了起來。我雖然不斷地安慰他們，但面對分離在即，朝夕相處了長達十年的朋友們，心中依依不捨之情油然而生，並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眼眶也充滿了熱淚。等臺上站滿了人且擠得水洩不通之時，在塲子裡的喇叭中忽然傳出了“友誼之歌”的音樂。這首音樂引起了在塲所有的人心靈上的共鳴，站在臺上的人在本能的驅使下手拉着手，和站在臺下的人一起用宏亮的聲音唱出了埋在心底裡的感情，也歌頌了友誼的天長地久。晚會在大家緊接着合唱的另一首歌曲“朋友”而告終。那晚的聚會塲面對我來說是那麼地刻骨銘心，而且它也是永遠無法忘懷的。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中。直到今天只要我想到那晚的情景時，我還是會心情激動。我現在經常將記載當晚聚餐現塲的VCD拿出來重覆播放，但每一次觀看它時，還是會給我帶來無窮的樂趣和美好的回憶，而且盡管我對它的每一個鏡頭都已是那麼地熟悉，但它還是能引起我內心的激動而且令我熱淚盈眶。所以在3月3日晚宴上，當“友誼之歌”的音樂突然響起時，我下意識地從自己的席位上站了起來，並快速地跑到坐在主人家白志健主任右手邊的何厚鏵副主席旁邊，一把把他拉起來要求他隨我出去唱歌。我們一起走到正在開始合唱的澳門朋友堆裡。我們分別拿起了話筒跟隨大家唱起了這首令在場所有的人感到興奮和暖心的歌曲。

其實在那一瞬間我走去拉何厚鏵副主席一起出來唱歌的行為完全是出自本能，是下意識的舉動，事前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考慮後果。在當時我認為和他在那個塲合一起唱“友誼之歌”是再自然不過並且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在特區成立前早就認識了何厚鏵先生，我們曾一起参加基本法起草工作、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和同任澳葡時期立法會議員多年。但我和他並不能算熟悉，除了開會時見面外，並没有任何私人之間的往來，更談不上了解和存在著私人間的友誼。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何厚鏵先生被選為第一、第二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而我被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我倆分別為澳門特區行政和立法工作合作了整整十年，又同時於2009年卸任而離開各自的工作崗位。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雖然有過不少次為行政立法之間出現的矛盾而爭執，也有過對澳門經濟、政治及大小事務持不同的意見。但是由於我們倆都是站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最前線的第一批人，我們都懷着為我們國家一國兩制事業作貢獻的心而工作。所以雖然我們仍然各有不同的生活和親朋圈子，平時的私人交往也並不密切，但是十年時間的合作，令我們之間的友誼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而且它隨著我俩合作歲月的增長而不斷地增長着。在我心目中“鏵哥”已從一個只不過是一個我“相識的人”，變成了我的一個“朋友”。

3月3日的一個星期後，在一個很偶然的塲合，我和一位朋友說起3月3日晚在蒙古大厦發生的事情。那位朋友在聽完我叙述事情經過後問我說，在那天的宴會上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好像也是座上客。我毫不猶豫地答稱“是”。但我在說完之後，心中甚感奇怪為什麼這位朋友有此一問。我覺得我說的這件事和誰是席中的座上客没有什麼關係，因為我相信無論是何人在塲，我都會這樣做的。我不明白為何這位朋友會扯到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身上。心中暗忖莫非這位朋友想告訴我一些有關崔世安先生的近況。我帶着疑慮等待那位朋友繼續說下去。那位朋友看到我的表情後，笑着向我說：“你這個人心太直了。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難道你真的不知道現在外面有人私下議論說你拉何厚鏵先生，而不同時拉崔世安先生出來一齊唱歌有些不妥嗎？何厚鏵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崔世安時代，你這樣做是會得罪崔世安先生和現屆政府的”。我相信當我聽到他這番說話後，我的表情一定是十分奇怪，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時根本找不到合適的說話。當我反應過來後，我告訴他我當時請何厚鏵先生出來唱歌，完全是沒有任何的目的和動機，是一種自然的心理反應，這是和“誰掌著權、誰已退下來”的問題完全拉不上關係，我和“鏵哥”今天完全是朋友關係，我們之間再也不需要談論澳門的工作了，所以我們的相處完全輕鬆自在的。我覺得對這種小事背後會有人作如此的“解讀”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當時我對於這位朋友的那番說話我感到又好笑、又好氣。我告訴他，這個世界是由擁有不同人生觀和不同價值觀的人組成，對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事情有不同的解讀，因而得出不同的答案和結論，也是難以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能凡事都從功利的角度去解讀，也不應該對别人行為用自己的思維去任意的解讀。因為人是感性動物，我們除了有理智外，在我們的生活中，情感往往是主宰我們喜怒哀樂的最重要因素。我認為有情感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們應該理智的時候理智，應該放縱自己情感的時候，也不妨放縱一下。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真情流露”。我們真正想對自己活得舒暢的話，就應該讓自己常常處在真情流露的狀態。因為只有這樣，人才會活得輕鬆自在、幸福快樂。相反地如果我們做什麼都首先考慮得失，那麼我們就會成為功利的奴隸和俘虜，一輩子的生活就會像在演戲，這樣的人生又怎麼可能是幸福快樂的呢？事實上，我們也不可能在做任何一件小事情前，都首先考慮我們每一行為可能給我們帶來的得與失。這次發生的事情是不可預測的事情，我的舉動也完完全全是情感使然。不要說我没有任何需要行政長官特别關照的事情，即使有的話，相信在那一刻間我也不可能考慮得那麼仔細。我很慶幸那天我去拉的不是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否則的話别人對我的行為的“解讀”一定是會認為我要討好行政長官，甚至可能認為我有求於他。

這段和朋友的對話引發起我的深思，我再次深刻體會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但對我來說最要緊的是不要讓自己活得太累。我覺得很多人就是太會“做人”、太考慮得失，太會算計所以身心都會長期處於十分勞累的狀態。這些人不但做人不會愉快而且也不容易和别人相處。人生苦短，這樣的做人方法我認為是太不值得了。相反的像我這樣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人，只要不存害人之心，一定活得輕鬆愉快。那天我和那位朋友分手時，我告訴他，别人喜歡怎樣“解讀”我的行為我都無所謂，我也懶得理，而且也理不着，就任由别人去“解讀”吧！至於對我是否會因此而得罪崔世安行政長官一說，我感到莫名其妙和啼笑皆非。我相信因為我拉鏵哥和我一起唱個歌這樣一件小事中的小事，而引起崔先生不满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對那些莫名其妙的“解讀”，我除了說句“太無聊了”以外，也實在覺得這些人是“太可笑”和“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