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1年1月4日)

1986年初中葡雙方就澳門回歸祖國的談判正在進行中。當時很多澳門同胞除了對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比較熟悉外，對祖國的其他地方的情況都很不熟悉。有一次我和當時南光公司（澳門新華社和中聯辦前身）的一位朋友聊天，這位朋友向我介紹了改革開放後北京的發展情況，並和我說值得我去觀光和親身體現北京的變化。其實我於1978年後在珠海負責開辦並管理珠海香洲毛紡廠後，對國家的改革開放深有體會,不過對北京的變化還是了解不多。所以聽了這位朋友的介紹後，我和幾個葡藉、土生葡人和中國朋友都很想去北京參觀遊覽，但是由於當時我們國家雖然已經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在旅遊接待能力方面：如交通和住宿問題都還是跟不上形勢，所以自行去北京還是比較困難。因此我們一行由我出面要求澳門南光公司，協助我們組團為我們解決在北京的交通和住宿等問題。我們最初總共有十幾個人並準備在1986年的盛夏成行，但是到了1986年的暑假期間，我們十幾位中的好幾位都紛紛來電告訴我說因為有事，所以只能取消計劃而不能和大家一起同行。我們一行也由總數十幾位減到了總共只有7位。他們是羅愛民（當時澳門大西洋銀行總經理）、華年達大律師、戴明揚大律師、歐安利大律師、陳炳華建築師、林綺濤議員和我本人。我在開始時並沒有懷疑那些本來預備同行的朋友們是否真的是因為工作安排、或家庭原因而未能成行，因此雖然心中對此深感可惜，但是想想來日方長，以後一定還是有機會一起去北京旅行的。我們剩下的人並沒有因為人數由十幾個人銳減到7人而因此減少了旅行的興趣。我們還是那麼興致勃勃地籌劃行程並盼望著啟程日子的早日到來。但正當我們的旅行計劃正在緊鼓密鑼地開展時，我被傳召見當時的澳督高斯達將軍，這時我才知道本來和我們同行而中途改變初衷的那些朋友，並非因有特別的事情要辦而取消行程。他們是有不為他人所知的苦衷的。

事關那年初夏的有一天，我收到當時澳督高斯達將軍副官的電話，讓我於當天下午五點鐘到澳督的住所去，澳督高斯達將軍有事情要跟我談。平時澳督總在辦公室召見我，所以覺得有些奇怪為什麼這次在住家見我。經打聽才知道原來澳督高斯達將軍抱恙在家休息，而且他已是好幾天沒有去上班了。我心中真有些納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令澳督在生病期間也非得即刻要找我去談話。不過既然澳督傳召到了，我就不得不去，所以那天在將近下午五時我就到了澳督的住家。

澳督高斯達將軍那天在他住家的會客廳中接見了我。當我坐下後他先向我詢問了公司的近況，並問我在澳門的發展是否遇到困難。等我對他的問題一一作答後。澳督將話題轉到了立法會工作。他向我訴說了當時立法會主席宋玉生先生和他不和之事，他抱怨以宋玉生先生為首的一些葡萄牙藉人士、土生葡人和一部分中國人專門和他作對，給他的工作帶來很大的麻煩，並為他的工作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困難。他希望我在立法會中能站在他那一邊，並對他和政府的工作多加支持。其實我是當時的立法會議員，對於澳督和宋玉生之間的不和情況我早已心知肚明，但我身為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根本對葡萄牙政治不了解，也對它不感興趣。另外我也不想參與葡萄牙不同勢力政黨之間的鬥爭，因為那些鬥爭和我們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並沒有什麼關係，因此我一向對這些事不問不聞，裝聾作啞，根本不想介入其中。

自從幾年前澳督高斯達將軍接任澳督後，在和他的接觸中，我清楚知道和看到他辦事的能力較強，且處理任何事情都很果斷自信。但是他是一個作風十分強硬、心胸比較狹窄、性格比較專橫且非常剛愎自用的軍人。他來澳門後和很多人不和，和宋玉生大律師為首的土生之間不斷發生沖突。不過他對我倒是一直不錯，1984年他解散了當時的立法會後，曾多次找我談話，並有意委任我進入新一屆的立法會，當然我最後沒有接受他的委任，而是循間接選舉途徑進入了立法會。在他任澳督起，我和他保持著比較良好的關係。不過我雖然和澳督關係良好，但我在立法會並不會對澳督的話言聽計從。我盡量在立法會保持中立，我不願介入那些莫明其妙的爭鬥之中，我也不會偏幫澳督和宋玉生他們中的任何一方。我的立場是，我認為哪一方有理我就站在哪一邊。再說我在1976年時是和宋玉生大律師在同一直選名單選出的立法議員，宋玉生大律師可說是我接觸澳門政治，特別是澳門法律的啟蒙老師。宋玉生大律師是澳門土生土長的土生葡人，他對澳門懷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他雖然和葡萄牙政黨有聯繫，但他在很多問題考慮上還是會從澳門利益出發的。再說他對澳門法律建設的貢獻不菲，所以我心中對他是存有一份敬意。

為此我對澳督希望我在立法會對他要多加支持的答覆是，我作為一個在澳門生活的中國人，不想參與葡國政治，也不會偏幫任何一種葡國政治的力量，我的立場是永遠會站在澳門利益這一邊，只要有利我們澳門發展的事情我一定會支持，反之任何不利澳門的事情我都不會支持。澳督還未等我說完這番說話，就黑了臉，我能感覺到他對我的答覆是很不滿意，也是非常的不高興，我清楚知道他要的答案是什麼。但我做人的宗旨一向是直話直說，我不願說一些澳督願意聽，但卻是違背我良心的說話，去迎合他的心意令他高興。我認為我所說的本來就是我心中所思，所以他要不高興的話我也沒有辦法。

跟著下來澳督又將話題轉到了我們組團去北京參觀訪問事宜。他這次單刀直入開誠佈公的希望我取消參加組團去北京的念頭。他告訴我，我們中有人取消行程是受他指使而至。我對澳督如此坦白的表述著實感到有些意外。我問他為什麼要阻止我們組團，我們去北京完全是想多了解一些祖國改革開放後的變化和發展。澳督的回答也很爽快，他說他來澳後一直當我是他的朋友，對我們公司在澳門的發展和成績一直是支持並欣賞。但是華年達、戴明揚、歐安利、陳炳華和林綺濤都是他的敵人，一直和他作對並一直站在宋玉生那邊，所以如果我和他的敵人一起去北京，一定會令外界誤會我也是他的敵人，或者至少是站在他的敵人那邊和他搞對抗的。我這樣做的話會令他面子盡失並影響他的威信。當時，我對他的一番話真的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有些吃驚和反感。因此一時之間也好像找不到適當的言辭來回答他的說話。我心中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們一起去北京遊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又怎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另外我們一起去北京之事根本和他扯不上任何關係，他何必要如此的霸道，橫加干涉。我一生最不喜歡的是受人迫害和威脅。我定了定神、想了想後，告訴高斯達將軍，我是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最講究的是誠信和義氣。我已答應我的那些朋友和他們一起去北京，除非他們全部改變主意，我是絕對不會背棄對他們的承諾。另外他澳督是我的朋友，那幾個準備和我一起去北京的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也不該因為他澳督認為那些人是他的敵人，就必須當他們如我的仇敵。我再告訴他，他和我那些朋友之間的恩怨和我無關，我做人有我自已的原則，我絕對不會因為他喜歡或不喜歡，而做對我的朋友背信棄義事情。其實我當他澳督是朋友，如果有人威逼我一定要將他當仇敵的話我也一樣不會答應。

澳督高斯達將軍聽了我這番話後，臉漲得通紅，嗓門提高了，說話時也顯得急躁了，他告訴我，如果我真的這樣做的話，我就不再是他的朋友。我聽了他的話心中也有火，我告訴他我討厭任何人對我的事情說三道四，我這個人不習慣受人指使和壓迫。我知道他是澳門的總督，他手中有權，如果他要對我打擊報復，我是沒有還手的能力。如果他因為這件事要傷害我和我們公司在澳門的生存也是易如反掌。不過他可以拿我當仇人，但他絕對不能也不應拿公司裡幾千工人的生計當作對我的報復的犧牲品，因為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就會真正失去面子和威信。最後我告訴他北京我是去定了，他如果要對我進行報復甚至迫害的話，只要我感到無法在澳門繼續生活和工作的話，我從北京回來後就離開澳門，回香港定居。我們倆就這樣對持沉默了好一回。然後他定了定神，用稍為婉轉的語氣告訴我，他一向尊重我的為人，也欣賞我的坦白真誠，他不會將我當仇敵，但他還是希望我再好好考慮他的處境，不要令他太難堪和失望。我也比較心平氣和的告訴他，我很感激他對我的尊重，我希望他不要再逼我，因為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做對朋友不情不義的事。我們的那次談話就在這種並不太友好的情況下結束了。

從那天起澳督高斯達將軍對我的態度變得比較冷淡，除了在公開場合會握手寒暄外，個別召見我、並和我交談的情形就不再有了。不過他倒是沒有因此做任何傷害我們公司在澳門的生存和發展的事情。

我們一行七人在南光公司的一位梁女士陪同下去北京旅遊了一個星期。我們回澳前一天，國務院港澳辦的李後副主任在當時任港澳辦秘書長魯平先生陪同下設宴招待了我們一行。李後副主任向我們介紹了國家的發展，和中葡雙方為澳門回歸祖國談判的大概情況，他並囑咐我們大家為澳門的美好前途作出貢獻。我們一行7人就這樣在北京度過了愉快、美好的一周。我們中極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踏足我們的首都北京。這件事是發生在20多年前的往事，但是即使是在今天，每當我們在澳門相聚一起時，大家還會共同回憶那一個星期在北京遇到的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