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一篇博文《舟山-澳門-東帝汶》一文中，闡述了於10月12日下午3點我出席並主持了，在澳門觀光塔4樓舉辦的【舟山-澳門-東帝汶漁業合作洽談會】。那次會議出席的除了我們至善有限公司的人員外，還有舟山市政府代表團、舟山市的企業家、東帝汶企業家和東帝汶政府代表團。我也在上述博文中闡述了在是次會議前，我分別見了由舟山市長溫暖先生帶來參加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的舟山市代表團、舟山市企業家余昌軍、余謙超父子和東帝汶的企業家Tony葉先生。我向他們分別表達了將於10月12日舉辦的【舟山-澳門-東帝汶漁業合作洽談會】的重要性。所以在那次會議前，我唯一沒有作好事前溝通的是東帝汶的政府代表團。其實，當然我也是想事先和東帝汶政府代表團接觸和溝通。奈何在短短的兩天中，東帝汶代表團和我本人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滿，因此令我無法安排在是此會前和他們見面。

在10月12日下午3：00開始的會議中，是我第一次見到身兼東帝汶國務部長、國家經濟事務協調員（負責全國經濟事務）、農業與漁業部長的東帝汶政府代表團團Estanislau da Silva先生。這位在東帝汶位高權重，並身兼4個要職的部長在3:00前就到達了會場，並在他的坐位上靜靜地等待會議的開始。他的此一舉動令我內心對他產生了好感。因為我從小就養成了守時的好習慣。我覺得不守時的人，不但是不懂禮貌的人，並且也是一個不尊重他人的人。由於我是一個非常守時的人，因此我對那些經常不守時的人是心存厭惡的。當然因為有特殊的、事先不可預測的原因，而偶然遲到的人不在此例。

其實，我在未見到這位東帝汶重量級人物前，已經在內心對他存在一些偏見。事關，雖然我和他素無謀面，但是由於聽完我們澳門至善服務公司的員工，有關舟山企業到東帝汶捕撈的申請過程的報告後，我覺得那位部長於2016年5月已作出口頭承諾會批准舟山的兩條遠洋捕撈船隻進入東帝汶水域的申請，而於9月12日當舟山投資4000萬人民幣將船隻改裝完畢後，卻改口說他不會批准舟山的申請的行為，是我不能理解也不能認同的。因為我認為一個人，特别是做官的，可以有很多的缺點，並且也會犯錯誤，但是必須是一個言出必行、守信用的人。而這位部長如此的不守信用的行為，令我在心裡產生了極大的反感。而且我覺得他的不守信用，不但會對他的國家經濟發展造成傷害，而且亦會令有意去營商和投資的外國商人卻步。

不過10月12日那天下午在主持【舟山-澳門-東帝汶漁業合作洽談會】的時候，這位部長的邏輯鮮明、言辭有理的發言，令我產生好感。我覺得從他的發言來判斷的話，他應該絕對不是一位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和沒有承擔的人。相反的，我覺到他是一位思路開闊、敢於承擔，很有能力也頗有膽色的人。

那天晚上，我設宴宴請東帝汶政府代表團、舟山政府代表團、舟山企業家和東帝汶企業家。在晚飯期間，我和東帝汶的漁業部長有較長時間的聊天。在談話中我感到，他是懷著真誠的願望和急切的心意，想為東帝汶的發展和強大作出他的貢獻。另外，我也感到他雖然權傾東帝汶，但是和他的接觸中，在看到他對下屬的態度中，我覺得他是一個沒有什麼官架子，並很謙和的官員。因為他無論在會議桌上或在餐廳就餐時，他對待在座的每一位和他的員工，在言語上和態度上都是很謙和的親民高官。那天在和他短短的幾小時接觸中，在我內心對他產生了濃厚的好感。

在餐廳門口送別這位東帝汶代表團團長Estanislau da Silva先生時，我看著他的車隊遠去時，心中不禁泛起一陣陣的內疚。因為雖然我經常告誡自己不能以耳代目，一定要眼見為實，並經調查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对某個人或某件事做出評價和結論。不過，我這次又犯了我經常犯的錯誤。因為這次，我還是以我聽到的一些情況作為根據，而對這位素無謀面的部長作出了錯誤的評價。在那一刻，我認識到了，在今後，我必須在對人或對事上抱謹慎、再謹慎的態度，不能再允許自己再犯，以耳代眼，對人和事妄下判斷的錯誤。

在那天回家後，我仔細地回憶了，自從去年12月我們澳門的至善有限公司的員工們，陪同舟山市政府和舟山企業家到東帝汶考察和推廣海上捕撈的經過。我們於去年12月首次將舟山市政府代表和寧泰遠洋公司的企業家帶到東帝汶去以後，到今年5月份得到上述漁業部長口頭承諾可以批准時，仅仅5個月。在這5個月裡，我們至善公司的員工們曾4次去了東帝汶這個陌生的國家，在毫無人脈關係，和東帝汶政府對我們和舟山一點都不了解的情況下展開了工作。幾經周折，於今年5月份我們的員工和舟山企業家見到了漁業部部長。

雖然他們見漁業部長時，我並不在現場。但我可以想像的是，漁業部長在那種場合上一定是表態歡迎外來的願意為東帝汶繁榮作貢獻的外國客人，並口頭上客氣並禮貌地表示，會根據申請的實際情況接受申請。其實這位部長日理萬機，每天見的人應該是很多的。所以在這種場合所見的人，一般都不會給他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對只見過一面的至善員工和舟山寧泰遠洋公司的企業家的印象想當然地都不會是深刻的。而對舟山寧泰提出申請的要求，應該也不會記憶深刻。因此，他在事隔幾近4個月後的9月12日說，他不會批准舟山寧泰遠洋捕撈船隻進入東帝汶捕撈申請的說法，是可以理解的。當然如果我們至善的員工們，在寧泰遠洋公司投資改裝船隻期間的將近4個月時間裡，從不間斷地向部長報告舟山寧泰遠洋公司正在投下巨資改裝船隻的進程，並時時提醒東帝汶漁業當局舟山寧泰遠洋公司從未放棄去東帝汶海域捕撈的打算，那就要另作別論了。

我之所以說，這位部長的行為我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我雖然未當過什麼大官，但是在我任澳門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殷理基董事長、和澳門特别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的10年期間，也有很多從外地來的客人、代表團和澳門本地的團體到訪。不過，因為來拜訪的人太多, 所以既使見面時間不算短, 但是我再次和他們遇見時, 因為我不記得他們的樣貌, 因此經常出現我不認識他們的情況。這種情況常常令對方感到十分詫異, 也令我自己感到非常的尷尬。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有一次法國最大的一張日報Figaro的記者到立法會给我做了一次採訪，那次的採訪時間長達接近3個小時。那天在我的辦公室除了我和這位記者以外並没有其他的人。這位記者在離開我辦公室後的第3天給我傳送了他為我這次採訪的稿子，並在稍後，我還和他通了一次電話。過了大約10天後，我接受法國駐港澳總領事的邀請，去總領事官邸出席午宴。那天總領事親自站在門口迎接客人。我們赴宴的客人在門口和他握手後才進入午宴廳。在輪到我和總領事握手時，總領事問我是否認識站在我後面的兩位男士。我回頭一看毫不猶豫地答稱，我不認識。此時站在我身後的兩位男士中的其中一位面露驚奇地向我說，我是Figaro的記者，我曾於大約十天前在你澳門的辦公室向你作了一次訪問。在那一刻，我突然陷入陣陣無地自容的尷尬。

由於10月12日下午【舟山-澳門-東帝汶漁業合作洽談會】開得很成功。而隨著舟山的海洋捕撈的兩條船隻已獲東帝汶官方正式批准，我們至善的第一階段工作也可說是大功告成了。因此我於10月19日中午邀請我們至善年輕的員工們去澳門一家餐廳吃飯，為他們慶功並對他們的辛勤工作以示犒勞。我們在餐廳就坐後，我問他們自從5月份見了東帝汶漁業部長、並在舟山寧泰遠洋公司準備船隻期間，我們至善有限公司是否一直和東帝汶有關當局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並向他們報告寧泰公司改裝船隻的進程。我得到我同事的回答是“沒有”。

在我得到這個回覆時，我向他們說，從我們2015年12月帶了舟山政府代表和企業家第一次去東帝汶，到漁業部長口頭承諾的2016年5月份期間，總共的時間是5個月。而舟山寧泰遠洋公司自5月份開始改裝兩條船隻到完成改裝後的9月12日，也間隔了接近4個月之久。相信東帝汶的漁業部長和漁業部門的有關官員，早就忘掉了只見過一次的寧泰遠洋公司的企業家和至善的員工。在這期間也因為沒有收到任何至善有限公司或舟山方面的消息，所以東帝汶部長和有關方面可能認為舟山的寧泰遠洋公司，已經放棄去東帝汶海域捕撈的打算。對我來說他們如此認為，也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在午餐期間，我告訴在座的年輕員工們，我非常欣賞他們不怕苦、不怕累，堅持努力工作的精神。也覺得他們個個都很能幹。但是在過去的11個月的工作中，我發現他們常常出現不分主次、甚至出現顧及這頭、忘了那頭的忙亂情況。譬如說在今年5月到9月這4個月中，他們沒有向東帝汶當局報告寧泰公司，正在積極準備兩條遠洋船的進程，是他們在工作中出現錯誤的具體例子。當然我知道對這一些剛踏上社會的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他們這樣做是完全可以理解，並且也是可以原諒的。不過我還是乘此機會告訴他們，我們不但在失敗的事件中要總結經驗，找出失敗的原因。而且在成功的事件中，也必須查找在成功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特別是在這件事件上，雖然可說他們是成功的，但是在過程中險象橫生的情況，我們還是必須查找我們在工作中的不足之處的。

其實我自從很年輕時，就養成了每天【反省】自己不足的習慣。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在每天臨睡著前，都會將那天所做的事情和說過的話，在腦中仔細地回顧一遍。當我發現自己在做事、和人交往或說話方面有所缺陷或出現不當之處時，我就會告誡自己，如果今後出現同樣的情況時，一定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在此一刻，我想起了母親自我幼年起就經常向我說的那句話：她說【上半夜想想別人的好，下半夜想想自己的錯】。這句話對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的母親在不知不覺中，向我灌輸了【自省】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她的教導令我終生受益。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我們每個人必須經常作出自省的行為。因為我認為只有通過自省，我們才能真正的了解自己、從而令我們產生面對自己的缺陷的勇氣，並不斷改正自身的不足。因為我認為只有不斷反省並不斷改正錯誤的人，才能真正地、逐步地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