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12月26日)

我自從在20多歲時考獲開汽車執照後，就一直喜歡在晚上、週末和假期司機休息時自己駕駛車輛。1980年代中我買了一輛新車。那輛新車雖然並非特別名貴的車輛，但是因為它嬌小玲瓏，所以在澳門狹窄的街道上行駛覺得特別的合適，另外因為車輛的體積不大所以很容易泊位，我也因此特別的喜歡它。我居住的大厦裡並沒有停車塲，因此我一般都會在大厦門口找一個車位停泊。我也從來沒有為泊車問題而煩惱，因為那時在我居住的大厦門口找停車位並不是很困難。在新車落地沒有多久後的有一天，我去了香港總公司開會，並在香港留宿一晚。在第二天傍晚回到澳門，司機黃伯將我送到家時，我發現停在大厦門口的汽車不見了。因此我向黃伯詢問是不是他將車子移動到其它位置停泊了。黄伯對我的詢問一臉茫然，他說由於我不在澳門，因此他上班時回公司等我回澳的消息，並沒有到我居住的地方，所以並沒有動過我的車。當時我心裡想莫非我記錯了自已停車的位置，因此我下了車，並在我住所面前的街上來回地走了好幾次找尋我的車輛，但是就是找不到我的那輛車。突然黃伯叫我看在我所住大厦門口的馬路上，多了一條新刷的行人斑馬線。他問我這是不是我停車的位置。我一看那條新刷的行人斑馬線心中真的有些發慌，因為它正是我停車的位置，我心想莫非我的車被拖走了？我三腳兩步地回到家中，我打電話到交通科查詢，那天值班的警官正好是我相識的，當我將我的車牌號告訴他時，他說我的車是被他們拖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急匆匆地坐上黃伯駕駛的車輛，趕到了擺放被拖車輛的停車塲。進了停車塲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車輛，因為它還沒有從吊車上卸下來。看到自己的新車被吊在那裡，心中泛起一陣陣地疼痛。我和值班警官交涉說我並無違例泊車為何他們要拖我的車輛。經過一番查詢我得到的答覆是，那天早晨負責在馬路上刷行人斑馬線的部門在我的車頭玻璃上貼了一張通知，希望我在他們貼上通告的幾個小時裡面把車子開走，以便他們在地上刷斑馬線的工作。但是由於我不在澳門，所以沒有看到他們張貼在車上的通知。也因此沒有在他們規定的時間裡把車輛開走。他們為了他們的工作能順利地進行，所以就把車子拖走了。

我對自己的新車被拖走感到很生氣，但也很無奈。我按規定交了罰款後把車輛拿了回來。過了幾天我和一位任職經濟廳的朋友說起這件事。我的那位朋友建議我向政府申請一塊供領事車輛專用的CC牌。他說一般有CC牌照的車輛政府不會隨便拖走。即使碰到我遇到的那種情況，有關部門也會想辦法通知我派人去將車開走。其實我自1981年起已應法國政府邀請任法國駐澳門名譽領事，我知道駐澳門的領事都可向政府申請領事專用的CC牌，但我一直認為這樣的牌照對我沒有什麼用，所以從來沒有去領取。聽了那位朋友的話後，我向政府提出了申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CC牌在尺寸大小和形狀都是有嚴格規定的，而且必須要由政府统一制定的。那是一塊白色的面積不大印有紅色CC字的橢圓形塑料牌。它也必須根據政府規定，安放在車頭牌照的左右的。由於當時我是唯一的一位在澳門居住的領事，因此安了CC牌後，我的車輛也成為當時唯一一輛安有CC牌照的車輛。

在我的車輛安上CC牌後的某一個晚上，我和朋友在氹仔吃晚飯。晚飯後，我開車經過當時澳氹唯一的澳氹大橋回澳門。有一位和我一起吃飯的女性朋友搭我的車和我一起回澳門。當我的車到達澳門時，有兩位年輕的警察在橋腳下葡京酒店對開處截查車輛中乘客的證件。我根據警員的指示將車停在馬路邊上，並向他們出示了我的駕駛執照。我當時的駕駛執照上只有我的外文名字Susana Chou而沒有中文名，而且證件上的名字是用手寫而不是用打字機打上去的。因此證件上的字跡比較潦草，一般不熟悉我的人是比較難看明白證件上面寫著的名字的。這位拿著我證件的年輕警員皺了眉頭看著我的證件好幾分鐘後，可能因為還是沒有看懂上面寫的什麼，所以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我當時沒加思索地回答說我叫曹其真。那位年輕警員聽了以後，立刻召喚他那位正在盯着我車頭上車牌觀看的同伴。他們雖然說話聲音比較小，但我還是隱隱約約地能聽他說我的證件有問題，因為上面顯示的名字和我報稱的名字不相符合。那兩位年輕的警員在路燈昏暗的燈光下拿着我的駕駛證件研究了好一回，又到我的車頭仔細查看。他們商量後讓我出示我的身份證，那天我沒有帶身份證，而當時政府也沒有居民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的規定。當我說我沒帶身份證時，兩位警員中的其中一位用很不太禮貌並十分不耐煩的語氣問我，為什麼我的駕駛執照上沒有顯示我的中文名字。其實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也真的不知道我的證件上沒有我的中文名字的原因，因為我是從來沒有被警察查過證件的。在那一刻我對他們不禮貌的語氣有些不滿，所以我也用比較不友善的語氣回答他們說，證件上有我的照片可以證明是我的駕駛執照。至於說證件上為何只有我的外文姓名不知道，他們想知道的話可以去問簽發證件的市政廳。這次我的話音剛落，另外那名警員有些發火，他一面用手指著車頭，一面很兇地問我為什麼我的車牌旁有一個CC牌，這個牌是什麼意思。這次坐在我身旁的朋友忍不住了。她向那位警員說：“你們警察怎麼連這個牌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想知道回去問你們的上司吧！”那兩位警員聽我的朋友這麼說後，他們的臉一下子拉長了、也變黑了。我一看情況心中知道不妙，但我覺得為一件小事和那兩位警員發生爭執實在沒有必要，所以沒等他們開口就搶先告訴他們，CC牌是政府發給外國駐澳門領事專用的。這次這兩位警員臉上露出很詫異的神態問我，這輛車是否是我的，當我答說是時，他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問我，我究竟是幹什麼的，難道我在領事舘工作。我當時覺得好笑又好氣，所以乾脆懶得答理他們的問題，只是把手伸出窗外問他們是否可以將證件還給我，讓我離開。那一位手執我執照的警員在將我的證件遞還給我時，臉上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說：“我知道了，你是領事的翻譯。”而另一位則說：“這個CC牌太小了，而且位置也不明顯。在燈光昏暗的馬路上很難認別。”我接過執照打趣地和這兩位警員說：“我回去研究一下能不能把CC牌做成燈箱像計程車一樣將它放在車子頂上。”。我關上車窗，然後將車開走了。

過了幾個星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警察局長，我把那晚的情況告訴了那位警察局長。當然我沒有向他投訴警員的態度，只是叙述了兩位年輕警員不識CC牌和認為CC牌擺放的位置有問題。警察局長聽後哈哈大笑地說，這確實是他們的疏忽。他回去後會吩咐下屬注意向前線警員灌輸有關知識，以免以後再閙笑話。據說警察局長回去後真的在這方面加強了對警員的教育，並且收集所有官員和議員的照片，着令警員們認別澳門官員和立法議員的相片。

這件事發生在很多年前，可以說是我人生經歷中遇到的一件小事情。在當我離開那兩位年輕警員時心裡還覺得那兩個年輕警員有些可笑。但是當我回到家中靜靜回味這件事時，我的心中卻不再是這麼認為了。而且我發覺這件事也並非是一件我認為無關緊要的小事、趣事。因為這件小事促使我認識到執法的警員不認識立法議員的嚴重性。它令我在漫長的議員生涯中第一次感到我不是一個合格的議員。我問自己如果連執法的警員都不認識議員，那麼老百姓就更不可能認識我們議員們了。這件小事令我覺得很自責和很慚愧。也是這件小事令我在立法會中的表現變得積極和敢言，更是因為這件事令我暗自發誓我必須努力爭取成為一個合格的好議員。在那次事件以後，我除了努力爭取當一個好議員外，也曾多次在立法會提出提高澳門警員入職的學歷要求，因為當時警員的入職學歷要求是小學畢業程度。我認為對文化程度只有小學畢業的警員，我們是不可能向他們提出對澳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有充分的了解的要求。當然對他們執法的能力我也是十分懷疑的。我也很高興在這方面澳門已有了很大的改進，我們的警員的素質已有了普遍的提高。現在澳門已逐步由一個落後的小城市發展成一個繁榮的國際化城市。特別是回歸後的11年中，在我們城市的發展速度令世界刮目相看、我們遊客的數量逐年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我們城市的治安狀况卻一直保持十分良好有序。我認為這一切和我們警隊中每一位警員作出的貢獻是分不開的。就我個人來說，我是一定不會忘記在回歸前夕治安不寧，整天生活在恐惶中的那段日子的，也因此我的心中對我們的治安部門的每一位警員都是懷有感恩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