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12月23日)

周日下午趁空閒時間在家，將放在抽屜裡的一大疊照片整理了一下，翻著翻著看到了一張法國友人Mr.George Egal夫婦和我合影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大約25年前在意大利羅馬拍攝的，當時George Egal任法國駐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簡稱FAO）大使。我那年去歐洲出差時獲Egal夫婦邀請，去羅馬探訪他們，在他們家小住了三個晚上。照片是他們的官邸拍攝的，照片上的我和Egal夫婦都笑容可掬，呈現一片歡樂景象。可惜的是幾個月前，住在巴黎的弟弟其鈞給我發來一封電郵說從報章上得到的消息Mr.Egal已因病逝世。自從十幾年前Mr.Egal退休後移居西班牙的一個小漁村裡後，我和他們夫婦間開始疏於聯絡，繼而已完全失去了聯絡。但是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我還是覺得很悲傷。那天看著我和他們夫婦的照片更是勾起我對一些往事的回憶。

1980年我曾多次隻身赴紐約為我的妹妹其璋夫婦和弟弟其東夫婦安排聯系他們去紐約的紐約大學繼續學業事宜。那年夏天，有一次在紐約旅館裡接到我哥哥的電話說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的總領事George Egal來電找我，知道我不在香港，所以托我哥哥轉告我，希望我盡快覆電給他。我聽了我哥哥的話後，告訴哥哥我不認識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的任何人，那位Gorge Egal能找錯人了，所以不用理會。過了兩天，我的父親來電說法國總領事又再次來電，希望我盡快和他聯系。這次我不敢再怠慢，所以請父親轉告他，我回到香港後一定在第一時間和他聯絡。

回港後，我給Mr.Egal打了電話。電話中Mr.Egal邀我第二天去他家吃午餐，我心中暗中尋思我和領事館素無來往，不知為什麼邀我去共晉午餐，但盛情難卻就接受了。第二天中午我應邀前往Mr.Egal位於香港山頂的官邸。那天共晉午餐的有三人。除了總領事Mr.Egal外還有一位法國駐港澳領事在場。Mr.Egal是一位比我年長15歲左右的中年人，雖然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但是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人，他充滿笑容地和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他是在上海出生的法國人，他對上海人特別有好感。”

等我們在餐桌旁邊坐下時，他開門見山地說，他請我共晉午餐是因為法國政府有意邀請我在澳門代表法國政府。他接着說法國政府邀請外國人代表他們時分有三個級別。其中最高的是名譽領事（另外兩個級別的名稱我現在已記不清，好像是參事和代表之類），一般都是被邀請擔任較低職位達數年後才會被正式任命為名譽領事，但是他想聽聽我是否接受邀請的意見。Mr.Egal的這番說話確實令我驚奇。我心中疑團重重，因為第一，我不知道為什麼法國政府要挑選一個和他們毫無瓜葛的人代表他們？當然我絕對不相信他們因為我是上海人的緣故而發出邀請。第二，我也真的不知道代表他們究竟要做些什麼？當時我真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可說目瞪口呆。我除了思想上沒有準備外，看著他和那位領事臉上真摯的表情，一時三刻也真是無法決定我應該接受還是推辭。突然我想到他說正式被任命為名譽領事前，必須先為他們服務數年，那麼我要求只接受任名譽領事職位，可能這樣我可以在不傷和氣地情況下將此事退掉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等我的語音一落，我看到的是Mr.Egal一臉的驚奇表情，他盯着我看了好幾秒鐘，然後笑著向我說他本人同意也接受我的要求，但他還必須向他的政府請示，如果法國那邊沒有異議的話，我就會成為他們駐澳門的名譽領事。他並告訴我，他很快會給我答覆。其實我根本沒有想到他會這麼爽快地同意我的要求，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已無法再說些什麼了。接下來我向他了解了一些名譽領事的工作，然後懷着充滿疑慮的心情告辭。

我回到香港辦公室將這件事報告給我的父親，並告訴父親那天並非愚人節，但即使是的話，相信法國總領事也不可能和我開這麼大的玩笑吧！大約在一個半月後Mr.Egal來澳門向我宣佈，他代表法國政府通知我，法國政府正式向我發出擔任他們名譽領事的邀請，並向我頒發領事證件。那一次我在澳門請他和我共晉午餐，在餐桌上我向他詢問為什麼他會找我做他們的領事，但Mr.Egal笑著說這是秘密，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他會告訴我原因。這以後我和Mr.Egal夫婦成了好朋友，但直到Mr.Egal在兩年半後離開香港，他都沒有告訴我促使他找我做領事的原因。幾年後他和他的夫人邀請我去意大利羅馬探望他們，在那一次的閒談中，他最終將這個秘密告訴了我。

事關，1978年父親從他的多年好友，當時任職國務院外貿部屬下中國纺織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陳誠宗處得知我國在打到四人帮後，會奉行改革開放政策。父親一心為國家改革開放做些貢獻，因此回港後向中央寫了一份用“補償貿易”形式在珠海開辦毛纺廠的建議書。建議書很快獲得國務院批準，1978年9月香港永新企業有限公司和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簽署了“針字第一號”的協議書。永新企業有限公司屬下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具體負責建廠和員工培訓工作。在澳門纺織有限公司員工的努力下，位於珠海的香洲毛紡廠也很快建成，並於1979年11月正式投產。父親為此十分高興，並興致勃勃地挑選了1979年11月7日在珠海廠內舉辦開幕儀式。

父親說外界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不了解，對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一無所知，所以一定要辦一個較大規模的開幕式。據我們初步估計開幕式上的嘉賓約共600位。其中一半來自中國各地，而另一半來自世界各地。其中各國駐港澳領事館外交人員和報紙雜誌的新聞工作者都被列入邀請名單上。我們也按父親的意思將請柬發了出去。但在開幕式正式舉行前不到兩個月，我們陸續接到來自各國駐港澳領事館和報紙雜誌社的查詢，稱他們不獲中國當局簽發進入珠海的簽證。因為當時的廣東省公安局無此權限向外交人員和新聞工作者發出簽證，對這兩類人士的簽證，國家有嚴格控制並設有特別申請程序。父親一聽這樣的情況，一下子著急了。他說不讓這兩類人入境，無疑是不能對外宣傳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這是不利國家政策落實的。於是他親筆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任廣東省省長楊尚昆先生，囑我親自去廣州將信件面呈楊尚昆省長，務必要將那些被邀人士來參加開幕式的重要性向省長解釋清楚。

我到了廣州後適逢楊省長身體抱恙住在醫院裡休養。我幾經周折好不容易見到楊省長並面呈了父親的信件，也向他介紹了珠海毛纺廠的情況。楊省長聽了我的陳述，囑我先行回澳，讓他向中央請示後再通知我。我告訴楊省長，開幕日期已逐漸逼近，我必須保證我們的來賓能來到珠海廠內，我並建議他給珠海邊防海關作個特殊開放的指示，具體的操作由我去和他們商量，並由他們請示批准。我並告訴他我會在廣州等他的決定，否則我回去後無法向父親交差。就這樣我每天都會去醫院裡坐等消息。過了幾天楊省長看我不肯離開醫院，就召見我說他給我一封親筆簽署的給珠海邊防和海關（當時珠海經濟特區尚未成立）的指示，希望他們對來珠海參加香洲毛纺廠開幕式的嘉賓們入境採取特別放行的措施。我接到楊省長的親筆指示，如獲珍寶，向他深深道謝後，立即趕回珠海和珠海邊防及海關領導商議有關事宜。很快我和邊防及海關達成的操作辦法協議獲得楊省長的批準。

我和珠海邊防和海關領導商討後達成的共識是，由於珠海邊防無權簽發入境簽證，因此在11月7日前我向他們提交被邀請人士的名單和這些人士的詳細個人資料。到11月7日那天我先行到達拱北關口等候我們被邀請的人士。我的賓客們乘坐的旅遊巴士到達拱北後，下車步行過關，他們排隊過關時，我和邊防及海關人員一起站立在關卡邊，我和他們一起負責核對每一過關客人的證件和我預先提交的資料。賓客們過關後再上我們的旅遊巴士，然後赴香洲毛纺廠參加開幕典禮。賓客們很快速地過了關，我們那天的開幕儀式進行得很順利。600位賓客的歡笑聲和祝賀聲充斥了工廠裡的每一角落，父親顯得特別高興，我也頓時放下了心頭大石。

從外面請來的外交人員和新聞工作者幾乎全部是第一次踏足中國內地，他們總覺得中國內地充滿神秘感，但那一次他們都很滿意簡單方便的過關程序，也為能如此快速並方便地過關而驚奇。在我送他們離境時，他們都特別感激地向我致謝和握手道別。他們都熱情地為我留下了他們的卡片，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和我再見面。那天因為賓客太多，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我素無謀面的，所以雖然收下他們的卡片，但我很快將他們忘記了。

在眾多賓客中，有一位法國駐香港澳門的年輕商務參贊Mr.Fulon，他回到香港後向總領事Mr.Egal 報告了在珠海參加香洲毛纺廠開幕儀式的經過。可能這是Mr.Fulon 第一次踏入中國內地，所以感到特別興奮，對在拱北過關簡便快捷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也特別向總領事介紹了我。總領事吩咐Mr.Fulon寫一份書面報告，然後向法國政府遞交了一份推薦我任法國駐澳門代表的建議。Mr.George Egal 也很坦白地告訴我，當他寫推薦報告時，在他心目中並沒有想立即請我任名譽領事。所以當我告訴他我只接受名譽領事的邀請時，他有些意外，但他說他很少遇到像我這麼自信的人，所以我的自信感染了他，也促使他作出一定要邀請我任他們駐澳門的名譽領事的決定。我就是這樣陰差陽錯地從1981年起出任了法國駐澳門名譽領事。1999年12月20日起我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之職，為避免角色衝突我向法國政府請辭了。

上面這段故事發生在30幾年前。我們的祖國在過去30餘年堅持改革開放，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珠海也從一個非常落後的小村莊變成了一個擁有百萬人口的繁榮城市。雖然我為現在我再到珠海時已找不到原來香洲毛紡廠的踪跡而可惜（補償貿易期滿後廠房已被拆掉），但是我還是認為能有機會管理我國改革開放中第一家境外人士投資的企業是我一生中值得感到驕傲和慶幸的事情。我在此衷心祝願祖國永遠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