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12月17日)

我從幼年起開始就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國的儒家文化思想和社會主義愛國教育在我的腦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也長期影響著我一生的人生觀。從24歲時起我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和接受西方教育，並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一直和西方人打交道。在這幾十年的生命歷程中我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薰陶，因此在思想上和行為上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是相當深的。中西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交織地在我人生的歷程中、在形成並成熟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過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可能我這個人的思想比較開放，也一直對生活中的新事物比較有興趣，所以我雖然在成年後才開始接觸西方文化，而且深深感到東西方文化之間巨大的差異，但我還是非常很樂意地接受西方文化中好的東西。因為我覺得我們中華五千年的文化雖然悠久燦爛，但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著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長處。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排斥兩種文化中的任何一種文化，而是應該慶幸自己能在人生道路上有機會接受這兩種不同文化的薰陶，從而豐富自己的精神文明和開闊思維。我也認為我們更應盡量將兩種文化中正面的東西融合在我們的思想中、生活中和我們的為人處世和待人接物中，令我們的生活更多姿多彩。不過由於東西方的文化的差異是會對倫理關係和因果關係得出不同的結論，而這種不同結論，無疑是會造成我們在思想上的混亂，和給我們身心帶來一些不協調的沖擊。也因此我認為當我們處在這種環境中時，更要注意我們對是非曲直的認知和辨別，在保持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基本道德標準的前提下，吸收並結合西方文化中的好的東西，建立自己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並且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內涵和修養和培養正確的是非觀，以免我們的心智迷失方向或無所適從。

在中西文化中存在著很多不同的價值觀，特別是就家庭關係、財富的看法等等問題方面，差異就非常大。大部分西方人在幼年、青少年時，已把自己居住的房間，看成完全私人的地方，為保護他們的私隱，他們不准父母隨便進入，當然更不允許父母隨便翻閱他們的東西，有的甚至會在自己的房門掛上請勿打擾的牌子。他們大部分成年後，就搬離父母的住家，開始獨立生活和父母的關係淡薄、有的甚至比朋友還要疏遠。我在青少年時期父母隨時出入我的睡房，甚至翻看我的日記和信件，我雖對此反感，但是卻是無可奈何，因為在我父母的心目中，他們在這方面是有無尚的權力的。我在法國時，不止一次見過一位年邁的母親前往女兒女婿家探訪外孫，但每當到了開飯前那位年邁的母親就會獨自離去。我好幾次都在場且獲邀請和主人一家人同晉晚餐。第一次時，我對那位年邁的母親在吃飯前離去覺得非常奇怪，所以問那位主人他的那位年邁的岳母是否因有其它約會或飯局而離去，而且我對那位女婿沒有絲毫送岳母離去的意思也覺得有些吃驚。但我得到的答覆是那位岳母事先沒有預約在他家中晚餐，也沒有獲邀請，是不請自來的，所以不用留她吃飯，另外搭地鐵也很方便，所以也不會相送。我聽了這番話，心中真的感到很不是滋味，對那麼缺乏人情味非常地反感。相信如果這樣對待年邁的母親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一定會被認為非常的“不孝”，相信一定會受到家人和朋友們嚴厲的怪責。但是回想在我青少年時和父母同住時，家中常常有不速之客在開飯時到訪，父母親總會非常客氣地邀請他們坐下同吃，說加雙筷子是簡單的小事情。這種情況常常令桌上的飯菜一掃而光，害得阿香姆媽和其他家中的佣工們要另煮米飯並用醬菜和腐乳送飯。中國人的這種“不請自來”的情況同樣也常常令我非常地反感。

上海在剛開始改革開放時期，上海居民的居住條件都很差，當時每當我去上海探親或公幹都會入住酒店。在上海小住期間每天來看我的親友不絕，但令我奇怪的是親友們在我房中坐下後不久，就逐個進入我的浴室，他們每個人一進去就鎖上門，而且每個人在裡面都要耽很久才出來。當我好不容易有機會進入浴室時，發現浴室滿地水跡，好像汪洋澤國。而且放在毛巾架上的毛巾都已被用過了，並且已被弄濕了和弄髒了，這時我才明白我的親友們輪流地都在我的浴室中洗了澡。這和西方人一定要獲得我的許可才能進入我的浴室如廁的習慣比較可真是有天壤之別。坦白地說，在這件事上我口中雖從來沒有說過什麼，但在我心中我是很討厭親友們的這種做法。

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一般都比較強，主張三代、四代同堂。我們中國人也一向主張積穀防飢，提倡省吃儉用，每個人都會將結餘下來的錢存起來或買田買屋，傳給子孫後代。而西方人常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幾乎不積蓄，賺多少花多少，很普遍的情況是用信用卡先花未來錢。西方人的家庭關係觀念也相對地薄弱，他們等孩子們長大了，成家立業後都分散了，很多父母和子女之間就好像是朋友關係，有的甚至比朋友還疏遠。我曾和一位外國朋友說起此事，他說一代一代都是這樣，所以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他認為他的父母為養育他付出了不少，但他遲早也要為養育他的子女而付出。當然他並沒有明確地說他對父母沒有奉養的責任，但是我從他的話裡可以理解到，他們覺得養育子女比供養父母要理所當然得多。對我們中國人幾代同住，他們覺得特別奇怪和不能理解。當然我上面說的都是一般情況，也並不是千篇一律而沒有例外的。

另外令我感到中國文化中令我最反感的是中國人重男輕女的思想。中國人自古以來有“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和“女兒是蝕本貨”的想法。在我當年來澳門工作時，為幫補家用，很多澳門的女孩子在13、14歲時就出來打工，而不能上學念書。但是只要家庭條件允許，父母會盡量想辦法讓男孩子讀書。當然在澳門這種情況早已得到改善，現在男女在澳門也已相對平等，但令我感到不可思議並非常憤怒的是，直至今天在中國還有很多經濟落後的地區將親生女嬰拋棄的事例。西方人在男女平等方面就比較開明，女性不受歧視。女孩和男孩一樣有接受教育、成就事業等等的權利都是我非常贊成和欣賞的。

我上述的是一些我們在生活中常見的例子。其實我覺得我們在生活中接觸到的反映受不同文化傳統影響而形成的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習慣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但是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努力不斷地學習，通過學習了解不同的文化，充實自己的常識和對世界的認知，令我們成為擁有熟悉多元文化的真正懂生活的人。我們現在處在資訊發達的時代，所以學習對我們每個人都已不存在困難，我們已經可以足不出戶就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和古今中外的文化和思潮。我們可以通過學習了解理性知識，然後結合實踐得出自己對事物的是非觀點，從而充實甚至改良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我在過去幾十年長期從事企業管理工作。在我的工作崗位上，我發現我們的專業人士，一般都掌握精湛的專業知識，但是普遍地都比較欠缺生活上的通識。所以我一向以來都比較嚴格要求與我共事的同事們，除了更好鑽研專業知識的同時，積極學習生活上的常識，並鼓勵他們多走出辦公室，也要儘量融入社會。因為我認為如果一名法律理論高超但不懂生活常識、缺乏見識的人，是不可能制訂好的法律或成為出色的法律工作者。又譬如一名不懂生活常識和缺乏見識的建築師不可能設計出符合人們居住、工作的建築物。而一名不懂生活常識、缺乏見識的權高位重的官員是不可能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因此不可能制訂出符合老百姓生活要求的政策。這種種都說明了我們那些飽讀經書的官員、專家、學者們除了要擁有專業知識外，還必須不斷地在生活中自身增值，學習生活常識並結合實踐不斷體驗生活。因為我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思他人所思，急他人所急”。最近我有好幾次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擔任要職的官員們一起進餐，但在進餐時令我感到很意外的是，我們某些官員在飯桌上的儀態之差令人吃驚，而且他們在社交塲合的談吐舉止幼稚可笑也令人咋舌，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樣不懂禮儀、不諳生活的官員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可能是很受人歡迎的人，如果老百姓根本不願和他們接近，他們又能從何處了解社群民意，我相信這樣的官員很難做到一位合格的好官。

在生活方面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對家人和下屬同事在公開場合的舉止行為也比較挑剔。這可能是因為我的母親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的家教比較嚴格，所以我從小就必須遵守母親的“吃要有吃相、坐要有坐相”的要求，並養成了對自己平時的行動舉止格外注重的習慣。記得小時候在飯桌上稍有不慎，譬如說在飯桌上不好好吃飯、甚至吃得慢或在大人說話時插嘴等等都是會給母親趕下飯桌的。1965年我從上海回到香港後，在學英語時的老師Mrs. Sieh對我特別好，她不但教我英語，並教我西方生活、餐飲習慣和西洋社交禮儀。Mrs. Sieh是一個特別注意禮儀的女士（在西方稱為lady式的女士），她不但對自己衣著髮型、行動舉止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對我的要求也很嚴格。在我和她幾十年的交往中，她總是給人留下一個衣著整潔、談吐文雅、舉止高貴的良好感覺。她告訴我一個人的談吐舉止和這個人是否懂禮儀反映了這個人的內在修養，另外外表整潔干淨的人，不但是對自己的尊重，同時也是對別人的尊重。和外表整潔、談吐文雅的人相處會令人感到舒服，也一定讓人喜歡。從法國回來後，在我被派來澳門工作前，父親告誡我說在商場上應酬、喝酒可能是難免的，但必須把握分寸，絕對不能因為喝多了酒而在餐桌上“發酒瘋”，因此胡言亂語、儀態盡失。因為這樣不但會影響生意、也會損害公司聲譽，而且個人的形象也會因此受損。由於我從來沒喝過酒，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酒量，而且我對喝醉酒後趁着酒興胡言亂語的人一直很反感，因此聽父親的告誡後，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索性就滴酒不沾了。其實我雖不喝酒卻不反對別人喝酒。我認為適量的喝些酒並不是什麼壞事。上述的這些是我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我的來自中西方文化背景的長輩們對我個人修養方面的教導，它們的教誨在這幾十年中已十分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中，而且已經成為我生活中必須遵循的規則。我的長輩們對我的教誨可能並不是每個人的“金科玉律”，但是我始終覺得它們在我的人生中是非常寶貴的，也絕對是我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