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10月9日)

1968年夏末父親派我來澳門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踏足澳門。由於1966年底我離開了香港，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中國大陸在那两年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來到澳門後，我發覺澳門和香港有很大的差別。其中一個差別是，在當時的香港我們通常很難看到我們中國的國旗。但是在當時的澳門，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中國的國旗隨風飄揚。雖然我有些好奇，常常問自己為什麼在葡萄牙人統治的澳門，看到的都是我們中國的國旗。當然對於我這個從小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人來說，看到五星紅旗非但不會陌生，並且心中自然地感到特別的親切。我們的公司和每個工廠的屋頂，也和其他公司和工廠一樣每天早晨升國旗，下班前降國旗。大家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就像我們每天必須穿衣進食一樣，沒有任何人覺得有改變這種習慣的必要。

直到有一天，我去香港公司和公司營業部的同事開會，在會議中香港的一位同事突然問我為什麼我們澳門的工廠屋頂都要懸掛國旗。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的問題，我的腦子一下子反應不過來，也找不到答案。因為我不知道這位同事提出這個本來不在會議議程中的問題是何用意。我反問那位同事掛國旗有問題嗎？那位同事說掛國旗本來問題不大，但是自從澳門1966年發生123事件後，在西方國家眼中澳門被稱為半個“解放區”，因此據說西方國家駐在香港的領事館都特別注意澳門的情況。在當時我們中國和絕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未曾建立外交關係。西方國家對我們國家的情況不了解，但對我們中國却是又好奇又害怕。特別是當時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僵化並相互仇視。據說美國駐香港的領事舘就派員專門來澳門拍攝了很多澳門公司、工廠在屋頂上掛着中國國旗的照片。每當有在澳門公司工作的人員，去領事館申請去美國的入境簽證時，美國領事館就會拿出照片向申請者詢問為什麼原因懸掛中國國旗，負責簽證的領事並可以此為理由而拒絕向申請者發出入境簽證。當時在澳門的工廠並不多，我們的絕大部分競爭對手的工廠都設在香港，所以他們沒有和我們相似的問題。這個傳說雖然從來未被證實，但如果萬一這位同事所說的事都是屬實的話，那麼我們必需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一下子我們那位同事說的話，引起了在座所有人士的關注。他們紛紛將詢問的眼光轉向我。當時我對這件事並不知情，因此從來沒有想個這個問題，所以也無以作答。但是我明白在座同事們心中擔憂的原因。我知道我必須盡快地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因為我們公司是生產針織產品的，而我們的產品全部出口去歐美。也因此我們營業部的同事們必須經常去歐美推銷產品。如果拿不到那些國家簽證的話，我們的員工就無法去推銷我們的產品，那麼我們公司的推銷業務就必然會遭受嚴重的影響。

我回到了澳門後，心中一直思量怎樣處理這個問題。但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入手。在苦苦思索了两天後，我鼓作勇氣去澳門中華總商會，我要求見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先生。當時的何賢先生在社會上德高望重，特別是在澳門華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由於我的父親和何賢先生亦是相識的，所以我一向稱呼何先生為何世伯。那天何世伯非常客氣地在中華總商會接見了我。我向何世伯叙述了那天在香港開會的情況。我也向何世伯介紹了去歐美國家推銷產品對我們公司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澳門的基礎本來就弱，佔的市塲份額本來就很小，如果真的禁止我們的同事去歐美國家推銷產品的話，我們的競爭力就更會被削弱。所以我請求何世伯同意我取消在我們工廠和辦公室繼續升旗的傳統，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並向何世伯表示做出這樣的決定純粹是為了公司的生存，是迫不得已的。我是中國人我愛國之心絕對不會因為不掛國旗而改變。而且我認為愛國與否不能只看表面。況且澳門的製造工業剛剛開始，前進路上還是充滿荊棘，我們必需努力保護它的成長和壯大，只有工廠產品銷路暢通，我們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來投資，澳門才能發展，澳門人的就業機會就有可能增加，生活也能隨之提高。這是我第一次和何賢先生坐下來正式的談話。雖然我直接了當地向何賢先生提出了在我公司屬下的工廠不再掛國旗的要求，但是心中却還是忐忑不安，怕何賢先生誤會我對國家不忠。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何賢先生聽完我的一番說話後，非但沒有不開心，也沒有責備我，相反的他是和顏悅色地告訴我，他認為沒有問題，我也不用擔心，因為愛國不在於形式。我可以不在辦公地點和工廠掛國旗。我聽了何賢先生的那番話，真的如釋重負，頓時將心中大石放下了。從第二天開始我們公司的辦公室和工廠都不再有升降國旗了。這是我20多歲時人生中的一段小小插曲。澳門幾乎家家户户掛五星紅旗的習慣也慢慢地消失了。經過那一次後，我心中對何賢先生的實事求是的為人處世態度的尊敬是大大地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