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10月2日)

我的父親出生在一個貧寒的家庭。我的祖父在他十幾歲時隻身離開寕波鄉下去上海謀生。他在上海無親無故，因此謀生非常艱難。據說他做過苦工、小販、並在停泊在黃浦江上的遠洋船上收取空的洋酒瓶，然後上岸後再賣出賺錢。最後轉入呢絨舖學做生意，由於他勤奮又識字，省吃儉用，所以後來和友人在上海棋盤街合開一家小小的呢絨舖。他在舖子裡股份雖小，但是總算當上了一個股東經理。我的祖母就一直為人洗衣服幫補家用。在我父親17歲那年，因為我的祖父身染肺癆需臥床休養而不能繼續工作。令我祖父母本來並不寬裕的家庭經濟環境更顯拮據。我的父親為挑起供養父母的責任被迫輟學，並到祖父的店舖學習做生意。那年他才讀完高中一。他進入祖父當時已有小小股份的位於上海棋盤街40多呢絨店中規模最小的鴻祥呢絨舖工作後，很快擔當起經理工作,並把店舖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我的父親憑籍他的聰明才智,靈活的頭腦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在上海商界長袖善舞，大展拳腳並在呢絨行業不斷展示才華、擴展業務，在短短11年中他在南京、重慶、臺北、寧波等城市開辦呢絨分店，非但把上海的舖子規模大大的擴充了，還開辦了織造呢絨的工廠，年紀輕輕就已經成為呢絨界鉅子。在上海解放前他28歲時攜家帶眷離開上海先去臺灣，後來定居香港。剛來香港時他舉目無親，在香港又重新打江山，開辟新天地。他曾經開過貿易行經營進出口貿易業務。在刻苦耐勞、積累資金後，他轉做毛紡毛織行業。他再一次憑著他的智慧、才幹、毅力、衝勁及他好學、好思考並大膽創新求變的精神，經過幾拾年的奮鬥，並經歷了無數風雨艱辛、和幾度起落、沉浮，終於再度獲得了驕人的成績，並創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毛紡毛織製造王國。現在他常常被外界稱為毛紡毛織大王。並在65歲時創立以香港為基地的港龍航空公司。他的事蹟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不可想像的奇蹟、甚至是神話。作為他的女兒，我除了為他感到驕傲外，心中總是以他作為我人生中的學習榜樣。我督促自己努力學習他頑強的意志，和艱苦奮鬥、勇於革新、在困難中永不退縮的精神。並立志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要創出一番天地、建造自己的光輝。

1965年我離開大陸回到香港，開始我人生中新的歷程。三年後，父親派我來澳門工作。我來澳門工作初期，正值父親的事業陷於低潮，公司的經營困難重重。我們受面臨倒閉危機的威脅，日日擔心公司的前途和安危。在父親的指導和帶領下，我和公司同事們艱苦奮鬥、埋頭苦幹、傾注全力、為挽救公司的生存日以繼夜的工作（有些情況我在以前的博文中都已略作交待）。當時我還在業餘時間學習葡文、和通過英國大學的函授教育課程學習商業英語、工商管理、微觀經濟學等等的專業知識。也因此在那時候我連正常的休息、睡覺都幾乎擠不出時間，當然更沒有太多的空餘時間參於社會活動。在那種情況下，我在社會上也不可能結交很多朋友。不過我們公司在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下，很快就渡過了難關，並且發展得非常迅速，短短的幾年後我們的公司在澳門已經成為最大的廠商和出口商。由於公司的規模大，公司的雇員人數眾多，所以公司和我都在社會上都開始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氣。

1975年我們家族和父親的生意拍檔周文軒先生和平拆檔。我們家族在港澳重起爐灶，很快我們的集團在香港和澳門兩地都成了最大的毛紡毛織集團。我們在澳門除了毛紡毛織製造工廠外，還開辦了棉紡棉織，及絲織工廠。公司在澳門一度非但是規模最大的進出口、製造工廠，並且曾成為澳門製造業中最大的僱主。我除了工作繁忙外，還經常出差公幹。而因為我們的產品全部出口，不在澳門本地市場銷售，所以我和本地的商界人士聯繫很少，和他們之間的來往也並不多。另外我本人對參加澳門各大社團的工作也沒有什麼興趣。因為我的性格比較倔強，我交朋友也比較謹慎和挑剔。我一直對澳門的某些社團傳統保守的做法有意見。其實我並不反對社會上有領袖，而且領袖必須獲得尊重，我亦認同人們以他們馬首是瞻。但是我同時認為在任何進步的社會中，任何形式的組織和社團必須存在最起碼的民主。在澳門這樣的細小社會中，在民主的基礎上，通過協商決定一些重大的事情，本來是可以被接受、並且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我不認同澳門社會上盛行的封建家長和一言堂制度。在社團中要求所有的人必須按照領導的意志行事、說話，而且不允許有絲毫偏離或提出一些不同意見和看法，更不准發表任何不符合領導見解的言論。一旦出現違背領導意見、看法和見解的人和言論，這些人和言論就會被認定是叛逆、反動。我個人覺得這種作風在現代化和民主社會裡根本是難以令人相信和接受的。面對這些封建專制的東西我心中總覺得特別地壓抑和不服。

我這個人從小就主意大、主觀強，並反叛的心理特別強烈，我對父母師長雖然心存敬崇，但我總是對他們的舉止行動帶著問號。我常常問父母他們為什麼那樣做或那樣說，而且經常告訴他們我認為他們做的說的在我看來有不對的地方。我甚至經常和父母辯論，因為我不認同也不喜歡盲從。不過如果父母、師長用理說服我，他們是對的話，我就一定會心服口服地按他們的意思做。否則的話即使是父母、師長的話，我雖然無奈被迫服從但心中存有保留，並且只要有機會就會提出自己不同的想法。自從擔任公司領導後，我獨立的性格更顯露無遺。我和我的同事們基本上都相處得很好，我鼓勵他們獨立思考，在作出任何公司大事的決定時讓他們參於，並發表他們的見解。他們可以不同意我的想法，也可以和我辯論。因為我認為群策群力才能將公司辦好辦成功。我不喜歡拍馬吹捧的風氣在公司滋長，也不認同任人唯親的用人辦法。對我來說只要發現賢德賢能之人材，我就一定會給他們在公司裡晉升的機會，並在公司受到重用。因為我總覺得人材是一間公司的“寶貴財富”。沒有人材的公司是註定會失敗的。當然公司一定要有紀律，最後決定的事情全體員工必須服從。我不喜歡和只會附和、跟風、盲從且沒有獨立思想的人一起工作。我不到社會上和別人爭名銜和地位。因為名銜和地位對我來說都並不重要。我從來不會為這些虛的東西而花精力和浪費時間。我在人生中追求的是事業上、思想上、知識上的充實。我父親曾經多次問我為什麼我們公司在澳門的進出口生意、工廠的規模最大，而他也長期向澳門某些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捐款，但我卻無法成為任何澳門商業、慈善的社團中的一員。我對父親的問題總是笑答：“您的女兒不會做人、不討人喜歡，沒辦法。這是我與生俱來的性格使然，這輩子改不掉了”。父親為此常常擔心由於我心中想什麼，嘴上就說什麼的性格、脾氣很容易地就得罪社會上的人。他多次向我說社會複雜，希望我管住我的嘴，因為別人不會像父母一樣不計較我的心直口快，所以要我對我無關的看不慣的事情不要太多批評，因為他怕我會吃虧。

1976年在宋玉生大律師力邀下，我參加立法會選舉並進入澳門第一屆立法會任議員。開始時我完全不知道立法會是做什麼的，但是慢慢地對議會和議員的職責有了認識。我這個人做什麼事都想做得最好，所以一直認真學習，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合格的議員。有好幾次我在立法會的發言，無意中衝撞和得罪了某些社會領袖。問心而論，我的發言只是說出了我對某些事物的真實看法和作出了一些批評。我的說話只是我個人的想法和觀點，它們有可能不夠全面或準確，但我絕對是對事而並非針對某些人。不幸的是我這種行為被看成“大不敬”，我從此被看成“另類”。在80年代我曾被中央駐澳門機構的某領導在某一公開場合指責為“政治上不可靠”。而在1991年初另外一位領導親口對我說，請我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是已經很看得起我了，希望我別和他們抬槓和專門挑剔他們的錯處。我覺得這些話太可笑，所以對它們我沒有太理會。不過我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則。我雖然感到委屈，但我覺得我沒有做錯什麼。因此我依舊我行我素。在社會上我還是不願埋堆跟風，也不和任何人爭社會地位和銜頭。我埋頭苦幹，我將自己的精力全部投放在公司業務發展和做好議員的本份工作中。但儘管如此，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變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和肉中刺。他們處處對我進行排擠、封殺，甚至一度想把我趕出立法會的殿堂。這一切並非是我無中生有，我相信通過我以下舉出的簡單的例子中大家就會明白這些都是確實發生過的真實情況。

在澳門回歸祖國前，澳門有一個每年一度的“澳門各界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籌備委員會”。這是一個在澳葡時期在澳門中國同胞自動發起的民間組織，組織中包括澳門各界人士。可說是陣容龐大、人數眾多。是澳門愛國愛澳陣營每年一次的重要活動。但是我從來是榜上無名。對類似情況其實我早已司空見慣。我一直認為愛國與否並不在於形式，而且我認為榜上無名者不見得真的不愛國。所以也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這樣的情況一年又一年的繼續發生，並一直延續到澳門回歸祖國。到了2000年的有一天我攤開報紙看到一份那一年的籌備委員會名單。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因為在那張籌備委員會的名單上，除了原先的來自澳門各個界別的成員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和所有的主要官員和終審法院院長在那一年都被邀成為榮譽會長或顧問，他們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現在那一份名單上。令我非常奇怪的是在眾多同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中唯獨立法會主席是榜上無名的。相信明眼人一看就會明白，這種情況絕對不是疏忽和無心的錯誤，而是某些人的刻意安排。其實我個人對榜上無名早已習慣，也不會計較。但在全體澳門主要官員都榜上有名，而唯缺立法會主席之事實，對於我來說實難以接受。因為我認為，這已並非我個人的榮辱問題，而是立法會這個機構的事情。這樣的情況一定會令人質疑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究竟是怎麼樣的立法會？其代表人物----主席----是台灣派來的特務、還是和中國毫不相干的外國人？

我拿著報紙不禁自問：“我究竟做錯了什麼？”我無法按捺心中之火，我打了電話給當時中央駐澳門聯絡辦公室王啟人主任，我向他訴說了心中不滿，並請他告訴我他們是否認為我是一個台灣派來的特務或一個和我們中國沒有關係的外國人。當然我知道這些都不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意思，而是當地一些“領袖”的貫用的打壓報復手法。不過在當時我是給氣得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打電話給王主任實際上只不過是一時衝動之舉。可憐的王啟人主任當然對我的疑問絕口否認。他表示理解我提出的意見。也為此安慰了我好一陣子。不過他說這個籌備委員會不是他們主持和組織的，是一個純粹民間發起的活動。不過他一定會向有關方面轉達我的意見，並希望他們以後注意在這方面的不良影響。那一次是我最後一次和王啟人主任說話，過了沒多久王主任就逝世了。每當我想起那次和王主任的通話，心中都對已經不在世的王主任有些歉意，因為那天我令他難堪和不安了。

我在過去40多年，在澳門的工作和生活中，結交了很多知心的朋友，但我相信我也的確得罪過很多人。我認為在這個世界裡，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也不可能是一個“完美無瑕”的人。我和別人一樣每天都會說錯話、做錯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故意地傷害過任何一個人。當然如果真的我做錯了或說錯了，也可以向我指出我錯在哪裡，讓我有改正錯誤或道歉的機會。我真的想不通這些人為什麼要用這種排擠和打壓的手法對付我這樣一個跟他們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人。我從心裡鄙視那些毫無大將胸襟的“領袖”，我在不願與他們為伍的同時，也為澳門社會感到可惜。

對我來說我們活在世界上的時間都是短暫的，在短短的人生歲月中，我覺得最寶貴的是“真誠和善良”。而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要做一個真正“真誠和善良”的人。我最希望的是當我離開這個世界後，不會給別人留下虛偽和邪惡的回憶。更不想讓自己在離開這個世界時帶著後悔和遺憾。因為真的到了那時一切已成定局，後悔和遺憾都為時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