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8日我飛往北京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並在北京度過聖誕節。回到香港後馬上是慶祝2017年元旦的到來和2017年1月2日父親的96足歲生辰，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時間執筆寫博文了。下面這篇文章是我在那段時間裡陸陸續續寫下的文字。

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的這一刻是2016年12月20日的晚上11點鐘。在晚上11點鐘我通常準備就寢的時刻，因此基本上不會執筆寫文章的。但是自從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回歸祖國起，每年的12月20日對我來說,是我不能忘懷並有特別意義的日子。

1999年12月19日的午夜前在澳門舉行了澳門主權的交接儀式。從此澳門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並成立了奉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主權交接儀式完畢後，也就是在1999年12月20日的凌晨1時30分，舉行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儀式。在當時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先生和參加澳門回歸慶典的中央代表團成員的見證下，澳門行政、立法、司法的各機構的成員宣誓就位。而在那一次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的慶典上，我作了兩次就任宣誓。

在那天凌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上，我作的第一次宣誓是由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先生監誓，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領誓，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和時任的主要官員的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就職宣誓。而我作的第二次宣誓是由我帶領全體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宣誓。

令我想不到的是，在我們宣誓儀式完畢後，我們澳門行政、立法和司法官員走向和國家領導人合影場地時，朱鎔基總理笑著向我說：“想不到你會講葡萄牙語”。當時，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走在朱總理旁邊的江澤民主席，向朱總理說：“她不但會講葡萄牙語，還會講英文、法文和上海話”。雖然，江主席和朱總理的這次對話只是簡短的兩句話，但對我來說，它卻是我終生難忘的兩句話。

那天在就職儀式結束後，我和全體立法會議員，趕到立法會大樓開大會，完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必備法律的立法和表決程序。這次大會是澳門有史以來的唯一一次在午夜後召開的立法會大會。因此我們將這次大會稱為午夜立法大會。

雖然1999年到今天已時隔17年之久，但是我對那天凌晨的權力交接儀式和午夜立法的情景還是記憶猶新。每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我還是感到自己真的是太幸運、太幸福地參與到這個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

其實，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後在澳門可以馬上開展工作，所以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已提前工作了大約2個月。在此期間提前工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完成了特別行政區的13項必備法律的準備工作。不過12月20日凌晨的交接和宣誓儀式，對我來說還是非常地震撼心靈。特別是當我站在臺上2次作出宣誓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特別複雜，也是格外興奮的。我為自己被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主席一職感到無比的光榮。當我讀出我的誓言時，我內心深處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是無比地沉重，並且責任也是特別重大的。所以在兩次讀出誓言的同時，我都暗自叮囑自己一定要做一個負責並且稱職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主席。

從我宣誓的那一刻起，我意識到了，我的工作性質起了很大的轉變。在宣誓就職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前，我的工作以從商和管理自己的企業為主。我從商和管理企業中的工作表現只影響我自己和我企業中的同事的生活。但是在宣誓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後，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第一任立法會主席，我的工作表現，將會直接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運作。換句話說是會影響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敗，並會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運作和澳門的全體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並稱職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主席。不然的話，我不但有負於國家、民族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的同胞，更會愧對自己的良心。為此，在我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10年期間，我一直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態，全心全意地、努力地、盡我所能地將我的工作做到令我自己滿意為止。

我雖然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生的，但是我是在新中國受教育並長大成人的。我從幼年起就在學校裡接受了良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因為當時的社會崇尚高標準的道德，所以學校的老師和我的家長們都是道德品質非常良好的人士。在長期的愛國主義和良好道德教育的薰陶下，在很年幼的時候，就下定決心要牢牢地記住愛國愛民是生命之本。並要求自己必須懷著一顆愛國和愛民的心將人做好。後來雖然我離開了祖國內地，並移居到了香港/澳門生活，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教育，但是我愛祖國、愛中華民族的心始终沒有改變。

到了澳門以後，因為在我父親辦的公司就任總經理，因此我也順理成章地做了公司的老闆。由於港澳奉行的是資本主義，而我成長的中國內地是奉行社會主義的，所以社會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特別在資源分配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在我成長的少年、青年時代的中國內地，老闆（資本家）是被打倒的階級。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存在著做老闆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且在我的腦海裡，深深地紮下了“無商不奸”的想法，因此我對自己成為一名商人在心裡是充滿矛盾的。不過由於在當時，我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所以我只能放棄自己做科學家的理想，而當上了老闆。

不過，在漫長的從商和當老闆的過程中，我逐漸體會到了從商的樂趣。因為在千變萬化的商場中，我們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機遇和挑戰，因此從商非常適合我的個性。我不但喜歡上了從商，而且我還覺得商人不一定必然是奸的，而且做老闆的也未必是在我成長過程中認為的壞人。而且我認識到了，要成為一名成功商人的關鍵是取決於這名商人的為人處世態度是否正確、頭腦是否靈活、邏輯思維和應變能力是否強勁、工作是否刻苦和努力。我更逐漸地認識到了，商業和工業、農業、科學是一樣的重要。如果在這個社會上沒有商人或企業和工廠的老闆的話，那麼這個社會是不可能發展的。

當然，我還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分配是存在著很大的不公平，而且在我們社會上的確是存在的貧富差距這一事實。但是我堅信只要我們努力地發展經濟，我們的社會就能達到全面的小康。而當我們達到全面小康後，我們的老百姓都會過上溫飽無憂的生活。

在從商的歲月中，我遇見了很多成功的商人。他們的成功並不是靠欺詐拐騙、豪奪巧取，他們也不是用不法的手段達到他們致富的目的。他們都是靠自身的努力和智慧在諸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因此，我不斷地叮囑自己，務必做個用自身的智慧、能力和努力去戰勝我的競爭對手的成功商人。

無可否認從商的目的，是為了賺取金錢。我們不可能在我們的企業裡改變分配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盡我們的所能，善待我們的每一個員工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做一個有良心的商人和老闆的。在我過去經辦的企業裡，就是按多勞多得的原則，規定在公司的盈利裡面拿出固定的比例分配給員工。讓每個員工們對公司的貢獻和他們努力的程度作為基礎，以直接掛鉤的模式分享公司的利潤。在這種分配制度下，每個員工都會為企業賺錢而努力的工作。因為公司賺的錢越多，他們的收入就越多，他們的生活也會隨之變得越好。

我曾經在我的博文中提到，自從我1976年進入澳葡時期立法會成為立法議員後，我真正地接觸到了澳門社會和了解到了澳門老百姓的生活。我一直希望自己做個無愧於澳門社會和澳門老百姓的稱職的議員，藉此以圓自己為老百姓服務的心愿。

1978年我的父親交給我管理一家於國家正式宣佈改革開放前夕，在廣東珠海辦的“香州毛紡廠”。這是一家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首次由境外資本投資的工廠。雖然這個任務對我來說是有很大的難度，也是十分艱巨的，但是我為自己能有機會為國家改革開放貢獻一份力量而感到十分光榮。為此，我盡我所能地將工廠管理好。

1989年我被委任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澳門委員總共只有19名。因此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參與這項偉大的工作, 但同時也感到肩負的責任重大。不過幸虧的是在當時，我在澳門的企業基本上都已上了軌道，所以我能全心全意地，把精力投入到起草基本法的工作和澳門主權回歸的過渡期的工作。特別是1998年被邀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一職和1999年被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首屆立法會主席後，我為國家、為中華民族做貢獻的初心得以滿足。自從那以後，我不再參與企業的管理工作，一心一意地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籌委會和立法會的工作。

在擔任1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後的2009年，我退下了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位置。我在當時已經是接近70歲的老年人，所以按道理我應該什麼都不做，開始安享晚年的退休生活。但是我覺得自己的腦力和體力都還很好，什麼都不做有些可惜。並且我心中一直有個從商、從政和從善的願望，所以我開始了自己從善的生涯。

在過去的6年期間，我開始了“中葡法律雙語人才培養計劃”，在中國內地做了很多的慈善項目，和在澳門開辦“長青長者活動中心”；並在2015年12月開始“至善有限公司”的運作，為中國和葡萄牙語系國家商貿往來提供服務。

我的一切工作都進行得很順利，眼看著澳門同濟慈善會一天天地壯大，我心甚是欣慰。現在雖然我的年齡已經很大了，但繼續為國家、為中華民族、為澳門和澳門老百姓貢獻自己力量的心，卻一直沒有改變。

我下定決心，只要在自己的腦子還清晰和體力狀況允許的情況下，永不言老，盡自己的綿力，為我的國家和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