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6月17日)

今天下班前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說，她最近覺得我情緒不好。她這幾天看我最近的博文時總覺得我的文章帶有悲哀的色彩，她囑我要注意休息，晚上早些睡覺不要熬夜寫文章，影響正常睡眠時間。其實今天中午時收到我弟弟從紐約打來的電話。他在電話中說他習慣在睡覺前看電郵，而過去6個月幾乎每天或隔一天就可看到我電郵給他的我剛完成的文章，但是今天他臨上床睡覺前看電郵沒有看到我的文章，所以打電話來問我有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其實其鋒是我每篇文章的第一個讀者，因為每次當我完成一篇文章後，我就會將初稿通過電郵發給他，然後等放上網時再對文章進行潤色和修改。而我最近每星期大約都會完成4到5篇文章，它們中很多都還未曾上網，但其鋒卻都已閱讀了。也因此看我的文章變成他的睡覺前的一個節目。兩天收不到新的文章，他就會來問是什麼原因令我沒有繼續寫。其實我沒寫的原因是最近我總是覺得特別沒勁。可能是最近我寫的文章都是說起一些故人或周圍有朋友得了嚴重的毛病，因此寫完文章後，我的腦中不斷出現我刻意想拋諸腦後，但一直沒能完全忘掉的人和事。通過寫他們的事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過去，它們勾起我對這些人無限的思念和對這些往事的無限留戀。

今天下午我看到一位網友的留言，他說但願我說的句句屬實。我對這種質疑並不奇怪，因為每個人為人處世的人生觀、價值觀都不同，而且在這個世界上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說截然不同的大有人在。所以不認識我的或者對我不瞭解的人真的不一定能理解我的內心世界，並對我的歡樂和悲哀產生共鳴。因此我不會太介意那些人對我的誠信產生懷疑。不過我問我自己為什麼人們會特別地對公衆人物，包括他們並不瞭解甚至不認識的公衆人物，採取不信任態度。這個問題引起我的不安。我雖然已退下立法會主席的位置，但我相信在很多人眼中我可能還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公眾人物。我不想為自己作出任何的辯解，因為我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並不會產生於平白無故中的，所以即使我自我辯解也是無濟於事。而且對我來說，如果僅僅是對我個人的誠信產生疑問是沒有太大問題的，因為這只牽涉到我個人，而且我已不在立法會主席位置上，所以已不至於在社會上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但我認為如果在自稱“蟻民”的網友心目中，所有的澳門權貴人物都是不可信和不仁義的人的話，那麼我覺得在我們澳門社會上存在着嚴重的問題。我們大家必須探討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我們政府的管治階層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不得讓它在民眾心裡繼續擴散。其實在我心中，我對這位自稱面對人群非常無助弱小的螞蟻來說有這種看法和想法，非但不覺得奇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畢竟已活了一把年紀，在澳門社會做事也已超過40年之長，我雖從未受過貧困的煎熬，也從未經歷過分擔社會低層勞動階層生活上的苦痛，但對社會上有些大是大非的事情還是有些瞭解的。我不得不承認，我個人也經常從報章報導中或傳聞中獲悉一些得不到政府證實的消息。而這些消息多數涉及我們的社會中少數權貴人士為了一己私利，利用手中權勢作出不利和危害社會和諧的事情。因為這種情況在社會上接ニ連三的出現，而往往又因為得不到我們政府合理的解釋，所以令本來善良寬容的澳門人心中對政府的管治和權貴人士的不滿情緒不斷昇華。特別是歐文龍事件在澳門的發生，給澳門社會帶來極其不良的影響，這個事件就像在平靜的大海中突然掀起驚人的海嘯，把岸上的澳門人打得暈頭轉向，但昏眩過後，人們開始思考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的澳門？也因此造成澳門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本來和睦相處的情況，轉化成相互懷疑相互猜忌，並令我們本來平和團結的澳門社會嚴重地分化。在一個被分化的社會一定是充滿戾氣和怨氣的社會。人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生活，身心必然不會健康快樂，並且對我們的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也必定造成不良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和諧就等於紙上談兵。所以我認為在澳門回歸已超過十年的今天，我們的政府不能再用細佬仔做大人事的心態任由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橫行。政府官員必須要遵從温總理的囑咐，努力將政府打造成一個服務型的陽光政府。我希望我們的行政長官一定要把握好手中的權，堅決堵塞制度上和人為上的漏洞，積極改善施政，雷厲風行地維護和伸張社會公義，打擊並糾正一切不利社會和諧和發展的不法行為。將老百姓心中的不滿情緒降到最低程度，在澳門建立真正的陽光政府，令澳門人在我們這片福地上安居樂業。我相信只要行政長官和一衆官員有決心為市民主持公義，市民是會扭轉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並一定會擁護行政長官和政府的。

澳門的市民可能會問，在十年立法會主席的位置上，難道我就對這一切沒有絲毫的責任。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我和大家一樣對澳門發生的有一些破壞公義的事情心存懷疑，這些事情如果屬實我和大家一樣感到痛心和震驚、不滿和不解。我在十年擔任立法會主席期間主觀地自覺已盡心盡力了，但是我明白盡心盡力並不代表我的工作已做得十全十美了。我常常反思我十年在立法會的工作，我對自己在十年中沒能帶領好立法會，没有真正利用好基本法賦於立法會對政府施政上的錯誤和不足的監督權，因而造成立法會在很多重大事情上對政府監督的力度明顯地不足而深感不安。面對市民對立法會的質疑，本人無言作答更是無言自辨。雖然說立法會在開展工作方面存在着一些客觀原因，因而也影響了很多工作的進行，但我想工作没能做好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所以我不想用客觀原因作為藉口，因而原諒自己的不足之處。這也就是促使我在離任前撰寫立法會主席十年工作總結報告的原因，我的目的是一方面總结我自己十年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將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未能解決的問題用文字一一記載下來，藉此寄望後人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擔負起立法會應負的神聖職責。將我未能完成的事做好。我相信只要大家有決心，澳門社會一定會重新建立公義，澳門的人與人之間也一定能重建互信。

最後我想借我的文章向所有在社會上有權勢的朋友們說的是：“當人在得勢時最重要的是要把別人當作人，當人在失勢時卻一定要把自己當作人。只有這樣人才會活得開心和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