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6月14日)

當大家看到這個題目時可能會將因果和迷信掛上鈎。其實我不是宣揚迷信也並不迷信，但我相信因果報應。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不難發現因果報應的確是存在的。我現在想說一個故事給大家聽，相信你們自己會得出和我一樣的結論的。

1952年我們在上海的家搬往建國西路56弄。弄堂名叫曲園。我們住在3號。在同一條弄堂裏的24號住著一戶姓劉的。劉家有一個女孩子年齡比我大約大2歲，她的名字叫劉愛勤。她和我及我的一個妹妹同在一所中學就讀初中。由於學校離家較遠，所以我們三個女孩每天同坐一輛三輪車往返學校和家中。由於年齡接近的關係大家相處親如姐妹。她和我的妹妹愛好相近所以更是投契友愛。後來她們倆更是同讀一所高中所以一直交往密切，而我和她就漸漸疏遠了。劉愛勤幾乎天天在我們家，所以和我母親也很熟悉。我母親非常喜歡她，對她就如對自己的女兒。

1965年我回港定居後，我和所有的家人，包括母親可說是失去了聯繫，所以我完全沒有劉愛勤的消息，也不知道她在哪里。1970年春節我回過上海探親，但那一次我一到上海就病了，所以除了母親和弟妹外基本人沒有見到任何其他人，我記得那一次我在母親的住所見了劉愛勤一面，但並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1978年我再次回上海時在家中見到劉愛勤和她的丈夫吳永禮。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吳永禮。他們夫婦倆都是醫生。吳永禮是小兒神經專科醫生，劉愛勤是放射科專科醫生。當時我母親和劉愛勤的住所都已搬離建國西路。由於我的母親經常來往于香港和上海之間，所以在上海的朋友不多。因此和母親有來往的除了近親外，我們家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朋友上門的。尤其是在文革10年中，由於我們家庭除了是資產階級的成份外，更有複雜的海外和港澳關係，所以一般人都避免和我的母親和弟妹們拉上關係，並千方百計和我母親劃清界線以免惹上麻煩。但在那10年中劉愛勤和吳永禮卻從未間斷地堅持去探望並照顧我的母親。他們就像對待親生母親般地對待我的母親。當劉愛勤的母親去世時，劉愛勤十分悲傷，我的母親就安慰她說：“你的母親雖然已離你而去，但是還有我在以後我就是你的母親”。從那天開始他們夫婦倆就改稱我的母親為媽媽。從此以後不但是我的母親多了一個女兒，我的弟妹們也多了一個姐姐。當然我對這一切都是在1978才知情，但是心中對他們十分敬佩和感激。從1978年那次回上海探親到我母親回香港居住期間，我曾多次回上海探望母親。每一次都會和劉愛勤夫婦見面相處，我和他們倆也越來越熟絡，逐漸地他們也成了我的心目中的家庭成員。

1984年我收到劉愛勤的一封信，事關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醫學院邀請她以訪問學者身份去進修。但她缺乏在美國學習進修期間的生活費，但她不想放棄這個千年難逢的機會，所以硬著頭皮向我求救，問我是否能資助她。我覺得這樣的機會錯過太可惜，所以毫不猶豫地立刻回信給她叫她抓住機會，我保證負責她在美國學習期間的生活費。劉愛勤很快就到了美國，她去後沒多久吳永禮也被斯坦福大學邀請去了進修。他們在斯坦福期間我母親曾去我的一個在硅谷工作的妹妹其璋處小住。由於劉愛勤吳永禮的住所和其璋的住所相近，因此他們和我的母親就像在上海時那樣，幾乎每個週末都一起渡過。由於他們夫婦倆在斯坦福進修期間成績卓越，分別獲得他們導師的讚賞。當他們結束他們的學習時正值澳門山頂醫院聘請專科醫生，他們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導師的推薦下，來到了澳門山頂醫院任職專科醫生。他們倆憑他們的努力，在工作上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現。

我的母親從美國回港後不幸得了栢金遜病症。開始時她的病情並不算太嚴重，雖然已經必須有護士24小時的看管，但還能從香港來澳門小住。有一天我母親在澳門時得了輕微的肺炎。劉愛勤夫婦吩咐我將母親送往他們家，由他們夫婦負責護理。整整兩個星期在夜間他們讓我母親的護士在隔壁房間裏睡覺。而我的母親就睡在他們夫婦的房間中。我的母親和劉愛勤同床，吳永禮就在房間裏打地鋪。他們夫婦倆白天上班前吩咐護士照顧母親打針吃藥，晚上就由他們自已照顧我的母親，直到我的母親肺炎痊癒。他們為我這個親生女兒負起了照顧母親的全部責任，而當時他們倆也都已經50歲了。我對他們的愛心既感激又為之感動。我心中總覺得我虧欠他們很多，而又為無以為報而煩惱。

1991年我母親的栢金遜病情逐漸嚴重，因為父親年齡也已不小，所以為了不增加父親的心理壓力，我決定將母親接到澳門居住。我在澳門為母親安排了非常舒適寬暢的住所，並且聘請了護士和傭工照顧母親。我會在休息日或下班後去看望母親。但自從母親搬來澳門直至她去世的將近5年時間裏，劉愛勤和吳永禮在他們所有的休息日都是陪伴在我的母親身邊。劉愛勤每天必定在早、中、晚給母親打三次電話問好。他們對待我的母親真的是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在那幾年中劉愛勤叫我不用為母親添置衣服鞋子甚至後期的尿片操心，一切由她包辦。母親去世後，我去母親的住所收拾她的東西時，發現母親的衣和鞋櫃裏有很多很多衣服和鞋子，這是我這個粗心的女兒從來沒有注意到的事。在那一刻我感到不安和慚愧，我暗自告訴自己只要給我機會，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他們夫婦倆。但是在生活中他們什麼也不缺，我除了偶然和他們見面吃飯外，什麼也不能為他們做。我心中常常為此而苦惱。直到1996年他們的女兒女婿和外孫兒從毛里求斯搬來香港定居，我這才找到了回報他們的機會。我除了為他們的女兒和女婿安排工作外，也幫助他們的女兒一家人完成他們在香港購置一個夢寐以求的公寓的心願，讓他們的下一代安居樂業。我並主動提出為他們分擔他們外孫兒的教育費。他們的外孫兒Lawrence是個很聰明且懂事的孩子，現在在英國的一所中學讀書，成績非常優異。相信他將來必定會成為社會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也常常為自己能為社會培養一個有用的人出些力而高興。他們全家人都經常說不知怎麼樣才能表達他們對我的感激，但我告訴他們，他們為我母親付出的愛超乎常情，是我永遠報答不了的，所以我能為他們的下一代做些事是天經地義和我應該做的事情。

看到這裏相信大家都會明白我想表達的是什麼了。試想如果在文革期間劉愛勤和其他人一樣，怕和我的母親來往，怕因此連累他們，那麼可能我早就將她忘掉了。她和吳永禮也不可能獲得我的資助去美國深造。這就是他們幾十年前種下的“因”。當然即使他們有別人幫助去了美國深造和後來來了澳門工作，我們也可能一直到今天都只是普通相識的朋友。另外他們如果不是那麼無私地、那麼充滿愛心地長期照顧我的母親，我亦不會想到幫他們的下一代。這一切一切都是發生在自然中，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和真情，沒有任何利益交換的初衷。所以我認為如果沒有當初的“因”就不會有後來的“果”。也正因為我相信因果關係，所以我主張每個人必須善待別人，多種善因。這樣不但令別人過得愉快幸福，而且在你需要別人幫助時，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善果。當然，如果你做壞事，你種下的是惡果，那麼你得到的必定是惡報。中國人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認為這是非常科學的，它和迷信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