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4月24日)

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離開澳門去旅遊，因為春節假期是唯一的時間工廠完全停止開工。春節也是在一年中我們做工廠的人最輕鬆的两個星期。1981年的春節假期也不例外，我也沒有在澳門，而是趁假期去了度假。春節假期結束後我又回到了我在澳門的日常生活。由於春節假期較長，當時不像現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從電腦上看到澳門的新聞。因此我的秘書將我不在澳門時的報纸都送去我家中，方便我了解在我離開澳門那段時間在澳門發生的事情。在翻閱報章時我看到一則令我很震驚的消息。消息的內容是當時澳門的两間電子廠突然關閉，欠下工人的工資不顧，老闆逃之夭夭。可憐的工人們除了飽受失業和收不到辛勤勞動應得的酬劳的煎熬外，還投訴無門，欲哭無淚。那一年的春節特别寒冷，而那些工人中的絕大部分是由中國大陸來澳定居的新移民。他們一般是手停口停，在澳門完全沒有家底的人。這件事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報章上也連續登載了來自社會各方對那两個無良僱主的聲討和譴責。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了在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挨餓受飢和冒着嚴寒到冰凍的河水中捞豬草充飢的情況。我暗自下決心為這些工人做些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當時位於澳督府的社會福利文化司Dr. Rorque Martins(我忘記了他的中文名字)的辦公室。司長和我不但是相識並且是較熟悉的，所以他很快就接見了我。我向司長了解了那两家電子廠欠薪和老闆在逃的情況。並責問為什麼政府不出面幫助那些可憐的工人。那位司長告訴我那两家廠的總共欠薪為18萬元葡幣，政府不是不想幫忙，而是根據法律政府不能拿現金出來救濟，政府是可以發放大米、食油、火水、禦寒衣物被褥等等實物作為救濟。當時的工人當然需要一些上述的各種實物，但他們也需要現金支付日常開支。我當時就問司長如果我能籌集到10萬元，政府是否發放相等8萬元的實物。司長當塲就向我表示，只要我能籌得10萬現金，政府是一定可以發放相等8萬元的實物。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輾轉反側，思前想後，難以入眠。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去那裡籌集那10萬元錢。10萬元在今天可能不算很多錢，但是在30年前10萬元可是一筆很可觀的龐大數目。10萬元在當時是我8個多月的工資。如果由我個人拿這10萬元出來的話，雖然還不至於影響我的生活，但是心中却是有些不捨，因為當時我買了自住的房子，房子和裝修已化了我大部份的積蓄，餘下的已是所剩無幾了。不過我馬上又想到那些工人如果收不到錢，生活可能會過不下去。我既然已經知道此事，又怎能袖手旁觀。我也想起了我父母對我的教導。他們教我做人要注重創善舉，做善事。自己豐衣足食時一定要想到貧窮人的苦惱。我又想，我還很年輕，積蓄雖然暫時少了，但我還有大把時間賺錢，再積蓄養老的錢應該不成問題，所以不需要太擔心。總之，那天晚上我經歷了一塲劇烈的思想鬥爭。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公司後，在第一時間開出了一張價值10萬元的支票。我將這張支票交给了我公司的一位經理林華旺先生。我吩咐林華旺先生將支票交到澳門工會聯合會，請工會代為發放给那些工人。我告訴林先生不要透露我的名字，因為我做好事是出自心並不為名（當時不是所有的支票都印有支票擁有者的名字的，我的支票上是沒有我的名字的）。林先生將支票交去後告訴我，他按我的意思將支票交到工會，並拒绝透露我的名字。那天晚上我輕輕鬆鬆地睡了一覺。早上起來我攤開報纸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頭版上的頭條新聞是我捐了10萬元给那些我不相識的工人。我相信雖然林先生在交支票時没有透露我的姓名，但是工會還是在銀行查到了開票人。這件事很快地過去了，我也很快將它拋諸腦後了，直到我任立法主席時去工會座談，工會的彭為錦先生舊事從提，才使我再次記起它。這件事是發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普通事，令我很高興的是我在當時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我的生活也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付出而受到任何影響。今天我生活無憂，也為晚年安定的生活攢積了錢。不過我真的希望這樣的事不會再次發生在澳門。

今天我寫出這一段回憶並沒有一絲想炫耀我自己的目的。促使我寫出當時情景的是昨天在我博文“探親”中留言的網友一段話“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有能力的，多幫助受災受苦的同胞吧！”。這位網友說的沒錯。我一直相信我們有能力幫助别人的人才是最幸運的人。我也相信我們要真正快樂地活在在這個世界上，就必須是别人都快樂。因此我希望，所有有能力的人向那些需要幫助的受災受苦的人伸出援手。盡我們所能而為和諧社會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