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4月19日)

1970年的春節，也就是我來澳門工作的一年半後，我決定回上海探親。在澳門工作的首18個月是我人生中工作最辛苦的日子。當時我每天早晨7點半鐘前就離家去公司上班，但每天回家的時間却從來說不準。每天的工作時間一般都長達12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我試過最長约在公司連續度過26個小時。那時我除了每天早晨出門口前看看電視上播放的香港新聞外，没有什麼時間看報纸，而當時香港電视新聞基本上沒有關於中國大陸的報導的。因此我對中國當時的情況可說是完全不瞭解的。我心目中的中國情況還是在我求學時的情況。由於我母親和我的幾個弟妹在中國大陸，而我已5年沒有見過他們，而且我和他們的通信也於1966年中斷，我只是偶然在父親那裡瞭解到一些他們的情況，我當時只知道最小的弟弟其東在上海母親的身邊。至於其他的弟妹究竟在哪里工作生活就不清楚了。在那5年沒有和他們見面的日子裡，我一直很想念他們，小弟弟其東在火車站送別我時，拉着我的手眼淚汪汪的和我說：“大姐，你一定要快點回來，”的情景經常在我的腦海中出現。所以我決定於1970年的春節長假期間，經珠海赴廣州乘搭飛機，往上海探望母親和弟妹們。這是我自1965年離開上海後首次再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年初一前三天早晨大约7點鐘，我带着行李經澳門關閘來到拱北關口大廳。大廳的面積很大，裡面密密麻麻地放着一排排的長櫈，每排長櫈至少可坐30至40個人。大廳裡放着很多的大喇叭，喇叭裡放着特別嘹亮的革命歌曲，震耳的聲浪大得幾乎是令人難以接受。我到達大廳時大廳裡的一排排座位上已經有一半是滿的。我在守衛的解放軍指引下在大廳中間的其中一排坐下等候過關。8點鐘前大廳已基本坐满了。8點整大廳中出現了一群年輕的解放軍戰士。他們每個人手中都拿了一疊紙。他們來到我們坐着等候過關的旅客前，面對著我們站立並在我們前面，大約每隔10個旅客前有一位解放軍。年輕的解放年開始向我們每個人詢問姓名、年齡、職業、去國內的目的地、離境日期、入境目的等等情況。他們一邊問一邊在手中拿的紙上填寫。當時的港澳同胞每一次回大陸是根據港澳身份證上的個人資料，由邊境人員填寫並發一次性的“港澳同胞回鄉介紹信”，然後用介紹信到目的地的派出所報臨時户口，。那些解放軍戰士們填寫好我們的介紹信後拿着它們轉身走了。隔了大約10分鐘，另外有一批解放軍進入大廳，他們也是手拿一疊紙，但這次他們只問不寫，因為他們問的是第一位解放軍問已經記錄的問題，他們一邊聽一邊核對手中紙上前一位解放軍的記錄。就這樣的核對重覆了兩次。而在這中間每位解放軍還帶領我們讀了幾條毛語錄。我對這一切都覺得有些奇怪，但同時也覺得有些新鮮。

大約9點鐘喇叭裡的歌聲停頓了。接着的是喇叭中傳出的呼喚旅客的名字。當我聽到呼喚我的名字後，根據指示離開原來的大廳，進入另一大廳。這個大廳中沒有坐位，在這裡是一排排的長桌子，桌子的一邊站着年輕的解放軍，另一邊是面對解放軍的旅客。每張長桌子站立着好幾位解放軍。我遵守指示來到了一個年輕的解放軍面前。他吩咐我把我手提包中所有的東西倒在桌子上，解放軍逐樣查看放在桌子上的每一樣東西後，將他認為沒問題的逐樣放回包裡。當他查看我放在小錢包裡10張100元面值的港幣時，突然在中間抽了一張100元紙幣，態度十分粗暴地指着紙幣上寫着的兩個英文字問我是什麼意思。這10張紙幣是出發前一天由公司的雜工為我去銀行取回來的，我沒有逐張查看就放在錢包裡了。直到在解放軍手中接過紙幣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人在上面寫了字。接過紙幣我看着潦草的字跡，真的不知道那兩個英文字是什麼意思。我向解放軍解釋這錢是從銀行中取來的，上面的字不是我寫的，我也不知道上面寫的是什麼。那位解放軍盯着我看了一會，轉身招手請來了一位年齡較大的軍人。我相信這位年齡較大的是那位年輕解放軍的上級。他仔細查看了這張紙幣，然後態度很惡劣的問我上面寫的是什麼。我重覆了我的答覆和解釋。但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到他們沒有相信我。那位軍官叫我拿起我所有的東西跟他走。他把我帶到了一個小房間，叫我等着然後轉身出去了。我獨自在那間關了門又沒窗户，燈光又很黑的房間中等了大約15分鐘後，進來了一男一女的解放軍。他們首先問了我姓名、年齡、職業等個人情況，然後再次問我紙幣上的英文字。這次我回答後，告訴他們如果不信任我，他們可以充公我的錢，但是希望他們盡快讓我走，因為我從珠海到廣州的公共汽車上午11點要開的，我搭不上那班車要到下午約4點才有班車，那麼我將會錯過當天由廣州飛上海的飛機。我在廣州無親無故且從廣州飛上海的飛機一星期才两班，我將會有很大的麻煩。對我的要求他們沒有理會。他們讓我將我攜帶的箱子放上桌子，翻看後將我箱子裡的一本我在法國時的教科書放在桌子上，吩咐我將其它東西都收回箱中。當時桌子上就剩下那1000元港幣、我的書和我的親友們的通信錄。那位軍官拿起通信錄翻看了一下。當時我的通信錄上記載的十有八九是外國朋友，他抽了幾個名字查問他們和我的關係、他們和我如何認識的、他們是幹什麼的………等等。他也問我去上海探親是探望何人? 又詳細詢問我每個弟妹們的工作情況和居住地址。當我告訴他們我只知道我母親和最小的弟弟在上海，其他的弟妹情況我全不知情時，两位站在面前的解放軍露出很驚訝和不信的表情。其中那位女的解放軍拿起桌上的法文書，當她翻到其中一頁時吩咐我將它的內容和意思逐字告知他們。我那時已經是十分的不耐煩，因為時間已逼近我想乘搭的公共汽車出發時間。我告訴他們這本書是我在法國讀書時的教科書，是有關法國的文化和語言的。是不涉及任何政治議題的。我請求他們能盡快讓我離去。但是他們再次的沒有理會我的要求。當時我的心情是由無奈轉向焦慮不安和極度的不滿。大約在我解說了第三篇教課書裡的文章後，我請求他們充公我的書和我的100元港幣，但是他們必須讓我離去。這一次那位男性解放軍提高聲浪大聲的向我吆喝，吩咐我老實、合作。到那時我知道我是沒有辦法搭上去廣州預定的班車，也就是說我無法趕上由廣州飛往上海的飛機。我的心情也由不滿轉向了憤怒。我心中憋着的氣一下子爆發了。我豁出去了。我告訴他們我不會再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我要求見他們的領導，而且我不去上海，我要回澳門。當那两位解放軍看到我發火時，也着實楞了一會。他們繼續吆喝我跟他們合作，但我再也不回答他們的提問了。我們僵持一會後，他們中的那位女解放軍出去了，當她再回來時帶進來一位看似四十多快五十的中年軍人。他說他就是我要見的領導。那位領導看了那張上面寫了字的港幣、通信錄和法文教科書後，用較温和的態度又問了我幾個問題，我也逐條回答了，我告訴他我不想向前走了，我要回澳門去。那100元港幣和書我也不要了。那位領導想了想說1) 回澳門不行。2) 港幣我留着。3) 書不充公，但必須寄存在海關不準帶進境內。他們給了我一張收條讓我回程時經過海關領取寄存的書。然後放我離開了。

當我步出邊防站和海關時的時間已近中午。我的班車早就開走了。當時邊防站旁的珠海除了有一家小小的銀行，和一個破破爛爛的郵政局，幾乎沒有可落脚吃東西的地方。我拖着行李先在銀行換了些錢，然後去郵局打了兩個電報，一個給在香港的父親，請他托他在廣州的熟人為我買二天後從廣州飛上海的機票。另一個給上海的母親告她我無法趕上原定飛機航班。打完電報後我拖着箱子到車站，用箱子作櫈子一邊吃自備乾糧，一邊等公共汽車。下午四點我乘上了由珠海開往廣州的公共汽車。那天我到廣州公共汽車總站時已經是晚上的10點左右。我在廣州一個熟人也沒有，我詢問了同車的旅客，轉乘上另一輛公共汽車奔向廣州華僑飯店。汽車到華僑飯店站下車一看，原來華僑飯店在很遙遠的馬路對面。當時的廣州市已是一片漆黑的，我拖着疲乏的身體及沉重的箱子，雖然那天天氣很冷但我還是滿頭大汗地到了廣州華僑飯店。當時華僑飯店的單人房間是人民幣16元一個晚上。我住進房間，首先到房間的洗手間，但踏進洗手間一看嚇了一大跳，本來白色的洗澡浴缸和洗臉盆上積滿了厚厚的黑黑的污跡，整個浴缸和臉盆都幾近黑色。很明顯這是長期沒人清潔的結果。當然想洗澡是不可能了，我用我的小毛巾沾了一點水（當然沒有熱水）洗了臉預備睡覺，怎知走到床前一看原本白色的床單是灰黑色的，而且對着床頭的玻璃窗上有個大窟窿。春節期間廣州也是蠻冷的。所以我那天因為床單太髒連袜子都沒敢脫，也沒敢將被子蓋到頸部，又因為冷而且有風從窗口吹進來，所以只能將自己的大衣蒙蓋着頭睡覺。房間裡非常寒冷，腹中又飢餓所以一直到半夜2點鐘後才好不容易睡着。第二天，在大約清晨6點鐘左右，也是我睡得正香時，两名一男一女的服務員在沒敲門的情況下，進入我的房間換暖水瓶並拖地板。我被他們突然進來嚇醒了，開始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請他們遲些打掃，他們說不行，他們要下班了。對於這樣的回答我是目瞪口呆，並覺得實在不可理喻。那時我心中十分後悔作出北上探親的決定，我也納悶為什麼我只有離開5年的祖國變成了這樣。第二天我要求換房，但我得到的答覆是要住就住，不想住退房走人。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硬了頭皮，繼續在那間房間住下去。我再次給父親發了電報告訴他我的所在地，希望他趕快幫我想辦法買兩天後的飛機票。（因為當時買飛機票要憑介紹信，而且春節在即我又沒有熟人所以只能托父親幫忙）。就這樣我在廣州度過了一生中最寂寞的兩天。也首次嘗到了舉目無親的滋味。幸虧我父親找到了在中國旅行社任職的領導，為我買了機票，讓我在大年夜乘上了去上海的飛機。

到了上海見到母親、小弟弟、和來上海探親的其他弟妹們時，我心中的喜悅難以形容。但是我就在當天晚上開始發了高燒。我總共在上海的七天時間基本上都是昏昏欲睡地躺在床上，和母親及弟妹們交談不多。我的母親和弟妹們都非常為我著急。幸虧在離開前一天我的燒退掉了，我也順利地回到了澳門。我那一次的探親假期就是這樣度過的。從那次以後，我一直到1978年才再次回上海探望母親。因為每當想起那次的經歷不但是難忘並且是心驚膽戰。

上面我所述的是我的一次不太尋常的經歷，但我相信這絕非是絕無僅有的事件。我對這樣的事情的發生在我們號稱擁有5000年文化的禮儀之邦，泱泱大國的祖國感到十分遺憾並且不能理解。幸虧在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一切都慢慢的變了，邊防、海關工作人員不再把過境的旅客當作間諜或階級敵人看待。旅館、餐館、商店、公交車、郵政、銀行等的服務也越來越好，越來越趨人性化。現在我們每個人都能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回大陸旅遊、探親或辦公事。我堅信只要祖國繼續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加強道德和人文教育。那麼在未來，我們的祖國也一定會成為全世界的人更加嚮往一遊的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