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4月16日)

我的中學和小學都是在上海讀的。上課時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交流都是用國語或者上海話的。但是在大學裡不論是老師或同學之間的交流就全部都是用國語了。從初中開始直到高中畢業的六年中我唸了俄文。但當時我不喜歡上外文課，所以雖然我的成績單上的俄文分數不低，但實際上我是從來沒有用心去學，我心裡也都從未感到外語對我有什麼重要性。在大學四年裡雖然沒有再修俄文課，但是由於大學裡的參考書絕大部分是俄文的，所以在大學學習期間，俄文閱讀能力提高了，畢業時我基本上可以看懂我自己學科的俄文參考書。不過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講俄文的人，也沒學習俄文口語。閱讀能力也僅僅限於自己專業的參考書，積累的詞彙十分有限，根本不可能用俄語和人交流，嚴格說是不能算是懂俄文的。當時我不認為語言在我的生活中有任何重要性，因此也從來沒有感到需要學習語言的迫切性。

1965年我回香港定居後，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第一個難題是我不懂廣東話，第二個難題是我不懂英文。當時在香港唯一通用的中國方言是廣東話，國語和上海話都沒有什麼人懂。因為我不懂廣東話所以我無法和人溝通，當時不要說賺錢養活自己，就算想花錢都有困難。又因為我不懂英文，所以根本無法實現我回香港去國外繼續升學的願望。當時在生活上我感到非常不習慣，對前途感到十分迷惘。這可以說是我在人生中第一次覺得自己過去對自己的估計太高，我心中也出現後悔作出回港定居的決定。不過在當時走回頭路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我只能向前走下去。那時候的處境讓我明白了，其實我並不是永遠都像在求學期間一樣總是第一的。相反的是每當我和我的同齡人在一起時我感到自卑，我覺得自己比他們差。但我不是一個輕易服輸的人，我下決心改變我的狀況。我知道要改變當時的狀況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裡、用最快的速度同時學好廣東話和英文。我必須改變自卑的心理，否則我就會意志消沉，甚至自暴自棄，也因而毀了自己的前程。那一段時間是在我23年的人生經歷中，第一次認識和感覺到語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來到香港後大約十五天，我父親吩咐他的一位上海藉畢業於香港大學的助手姚先生，為我介紹一位英文老師。姚先生年齡和我相仿，儘管我告訴他我沒有讀過英文，但他說介紹老師必須先考一考我的英文。他在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挑了一篇報導讓我翻譯。當然我雖然用了英漢字典將文章中的每個字都翻了一遍，但是那還是一篇不能為人理解的不成文章的東西。我在人生中第一次交了白卷。為了這件事我感到羞愧，也因此在很長時間我不敢面對姚先生。姚先生當然從來沒有和我提起這件事。他為我介紹了一位住在九龍城的中國老先生，我去見那位老先生時，首先問了收費的問題。老先生開價每月300元港幣。在1965年300元港幣是非常昂貴的，所以我沒敢上課，我告訴老先生，我自己沒能力付學費，所以必須先回去問父親是否同意為我繳學費。回家後父親一聽這價錢皺了皺眉頭說：“那麼貴啊！”。我聽了以後決定放棄去老先生那裡上課。從那天開始我每天在報紙上找英文補習學校的廣告。大約過了一星期，我發現在離我家大概只有100米的一幢大廈裡，新開了一家英文補習夜校。那個學校每星期1到5傍晚6點鐘到8點鐘上課。學校一共開2個班，由兩位英藉女士任教。入學程度不限制，學費是每月港幣40元。我一想每月學費40元，學校又在家旁邊連交通費都可以省了，那可是多好啊！我立刻就去學校報了名，也就這樣在回到香港2個月後的9月初開始了學習英文。我被編在由一位年齡和母親相仿的中年英國女士Mrs. Sieh(她的丈夫是上海人姓薛) 任教的班上。班上大約有20個學生。學生基本上是中年的家庭婦女和從大陸來的年輕新移民。開始時我是班上英文程度最差的一個。Mrs. Sieh只講英文，她不准我們上課時講中文。所以我當時的困難是可以想像的。開始的兩星期我完全聽不懂老師講什麼。我感到了從來沒有感到過的壓力，對學習成績一向較佳的我來說，上課時連老師講什麼都無法聽懂的事實是難以接受的。我從此認真用功的讀書，爭取改變自己在班上成績落後的狀況。3個月後我在班上的成績由最差的一個慢慢地趕上去了。我的運氣特別好，我的老師Mrs. Sieh和我特別有緣。她當時在香港的大學裡教書，兒子不在身邊，丈夫忙於工作，所以特別寂寞。她非常喜歡我，對我就像對她的女兒一樣。除了傍晚上課外，我幾乎每天都會有很多時間和她在一起。她帶我出去吃飯、教我用西餐餐具、教我西方人飲食習慣和禮儀。她也帶我去看畫展、聽音樂，讓我盡量多些機會接觸西方文化。Mrs. Sieh挑了符合我英文程度的小說逼我閱讀，並不准我用字典。讀完後要求我用英文講述小說的內容。她告訴我語言是靠熟能生巧的，詞彙是通過閱讀積累的，沒有捷徑，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多看書。也就這樣，我從1965年開始的45年生活中長期的看英文小說，直到今天從未間斷。在我開始學英文到我離開香港的11個月中，（最後一個月，我為安排離港後的學習、行裝、簽證等等事務，已經停止上課）我的英文進步神速，當然我是非常非常勤力的學生，我在那10個月中常常廢寢忘食，每晚學習到半夜。Mrs. Sieh說以她20多年教中國學生的經驗，我是她學生中學得最快的一個。如果在我一生中我需要感激很多人的話，那麼Mrs. Sieh是我特別要感激的人，她是我的好老師也是好朋友。離開她的學校後，我和她保持著緊密的聯系直到她2002年去世。

在法國巴黎學法文的大概情況我已在其他文章中介紹了，我在這裡不再敍述。1968年到澳門後，我的生活又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澳門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父親在我剛來澳門時，經常來澳門帶我出席和政府官員、銀行經理等的宴會。但當時的官員和銀行經理都是葡國人，每當我和父親跟他們一起吃飯時，葡萄牙人在一起都是講葡萄牙文，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說什麼，也因此無法插上嘴，為此我特別的不喜歡這樣的應酬。

澳門當時的官員全是從葡國來的，他們中的很大部分不懂英語和法語，和他們直接溝通有很大的障礙。但我認為公司要做好做大，我必須瞭解政府的政策和官員的想法，如果和他們交流必須通過中間人，那麼我的事是不可能做好的。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學習葡萄牙語。在當時的環境我的工作既繁又重，工作時間長且很不規則，對我來說去夜校讀葡文幾乎不可能的，因此我托友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在葡文學校教書的葡藉女士Elisa。Elisa年齡比我稍長，為人十分熱情厚道。她也願意教我，但由於我時間比較難安排，而且我不喜歡學習枯燥的文法，所以我建議如果她不介意的話，我們交個朋友，我抽空就請她去葡國人聚集的沙利文餐廳飲下午茶，在沙利文我能多些接觸葡國人，聽他們用葡文交談。我也要求Elisa堅持用葡文和我交談，盡量少用中文或英文。Elisa對這一切都十分樂意地接受了。就這樣我經常在下午6點鐘公務員下班時間和Elisa相約出現在沙利文。我和Elisa 也成了好朋友。開始時我基本上是聽他們交談，我會在心中默默地模仿他們說的話和他們的語氣。我和他們之間的溝通在一開始是用英文或法文。大約一年後我在沙利文第一次用葡文和當時在法院任法官的一位葡國人交談。從那天開始堅持用葡文和所有的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溝通，我請他們糾正我說錯的地方。也從此我交了很多由葡國來的或澳門的土生朋友。我的葡文口語也越來越流暢。1976年我進入了立法會任議員，我也開始不斷的閱讀用葡萄牙文書寫的文件。我和葡萄牙人的溝通也越來越通暢，由於我和他們在語言上無任何隔閡，所以我也逐漸熟悉和瞭解了他們的文化和思維。很多對我不熟悉的人甚至以為我是土生葡人。

我在離開中國大陸的五年時間裡，學習了三種外國語言和一種中國方言，我雖不能說我對那三種語言都已很精通，但它們足夠我和以這三種語言為母語的西方人交流溝通。這對我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因為通過和他們交朋友、閱讀他們的文字，我瞭解了很多和我們中國人不同的西方文化、思維方式、道德標準及生活方式。從而也開濶了我自己的思路和眼界。我的體會是我在和西方人做生意或談判時，由於我掌握對方的思維和想法，而對方卻不知道我心中所思，因此我往往會佔些便宜。如果我們說人與人真正要和睦相處，必須首重溝通的話，那麼我認為達到溝通暢通的最好工具就是語言。目前的世界是科學和資訊發達的世界。澳門的社會也正在向開放型的國際化城市方向邁進。因此我認為，我們澳門人不但要學好我們中國的語言，還必須盡量多學習外國語言，因為語言是打開通向世界大門的最佳工具。

每當我和年輕人說起要盡可能多學幾種語言時，很多時他們都會說：“我不行，因為我沒有語言天才”。其實在這個世界上天才是很少的，我認為一般人的學習能力是差不多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真正下了工夫和有決心。我的經驗告訴我，人只要有決心，只要努力，愚公能移山，鐵塊都能磨成針，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