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3月12日)

我上星期寫了“大字報”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我交待了我為了公司的生存，踏出了整頓公司，提高公司生產的第一步。我在發出第一批針織機器起開始了澳門織機山寨工塲的發展，跟著我又找用同樣的方法讓一些工人開辦針織縫盤的山寨工塲。因而公司的生產力和效率都得了提高，我們也按期完成當年的生產任務。大約一年後，公司已基本穩定，並不再虧蝕。不過我總覺得純粹靠自己的力量，很難將公司的生產力提得再高，而且公司規模太大也很會增加管理上的因難。因此我找來了三個當時在公司的工作人員。我告訴他們我可幫助他們創業做老闆，他們可開設自己的工廠，但不必自己拿錢出來，工廠的開辦費由公司借給他們。另外公司也可以借給他們需要的所有的機器，他們的生產定單由我們提供，他們自負盈虧。他們在沒有還清欠公司的債務前如非我們公司同意，他們不能接受其他公司的生產定單。對這三位同事來說，雖然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做過老闆，在開廠初期難免會遇到一些人事管理和生產安排上的困難，但是我的這個建議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本來連想都不敢想的難得的創業機會。因此他們都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在當時我的做法是澳門是從未有人做過的，當然我也沒有一定成功的把握，但是我想如果一旦成功的話，那對我們公司來說是即擴大了規模，增加了產量又不會增加管理壓力的好辦法，所以只要他們願意，我是無論如何都會嘗試的。

在那三位人士中有一位很年輕的小姑娘。她當時大概只有20歲左右。在公司下面的一個分廠任縫盤工人。她為人聰明開朗，做事也很有膽識，由於家境貧困在年少時就失學，並進入工廠學手藝，幫補家庭開支。她在公司的人緣很好也很活躍，她姓黃所以大家都稱她“黃姑娘”。我記得當時公司除了借了一些機器給她，還借給她開設工廠的資金大約5萬元澳門幣。當然，在今天5萬元澳門幣是不多的，但在當時5萬元卻是挺可觀的一筆錢。我記得那時我的工資每月是1000元澳門幣。另外位於文弟士街一座花園洋房賣價僅只2萬澳門幣。黃姑娘就這樣開始了她自己的事業。由於我那時的工作十分繁忙，而黃姑娘也忙於創業，所以我們除了在公司見面時寒暄問候外，私下並沒有什麼來往，當然我對她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印象。1975年我離開原來的公司，在澳門開辦自己家族公司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黃姑娘也已將她那很小規模的工廠發展及擴張了。那時候她也已經將她在開廠時欠澳門針織有限公司的債務還清。所以她也因此可自由地接受我新辦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的定單。黃姑娘和我的公司也這樣一直保持著合作的關係。由於公司不斷的擴充，而我也逐漸脫離直接管理生產的實際事務。因此我和她之間的來往就更加少了。在此期間我也間接地從我們共同的朋友那裡得悉，黃姑娘的工廠規模越做越大，她的公司在港澳針織行業裡已經出了名。她除了開工廠外，也在其他行業投資，而且在經濟上逐漸富裕。當然聽到這個消息我為她的成功感到非常高興。

大約五年前，我正在澳門立法會任主席，也已完全脫離了我日常的公司管理工作。澳門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但是我和黃姑娘始終沒有見面。直到有一個週末我和黃姑娘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相遇。我們見到對方時都特別高興。我們互相介紹近況後，即時約了我和她的一些共同的朋友在幾天後一起吃飯。從此我們大約每個月都會相約吃飯，並經常會聊天閒談。在我離開立法會前大約六個月，有一天黃姑娘約我一起吃午餐，在午餐時她告訴我她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並都大學畢業了。她再也沒有什麼負擔，但她有一個未了的心願，希望我幫她完成。她告訴我她的父母一生都很窮，他們在生時生活過得很苦，等她經濟條件好轉時，她的父母已相繼去世，按照黃姑娘的話，她的雙親沒有過上好的生活是她一生中最遺憾的事。因此她希望在我離開立法會後和我一起做些為澳門的老人，特別是為貧窮孤獨的老人，服務的事情。她說她已準備了錢，只要我同意做她在任何時候都能把錢交給我。我聽了她說的話後，告訴她我很認同她的意見，也知道老人服務問題現在是社會上越來越突出的問題，的確需要大家格外的關注。所以我建議等我離開立法會主持我私人慈善會後我們再一起好好的研究。自從去年10月15日我開始在慈善會辦公後，黃姑娘就常常來我辦公室，而且每次都催問我什麼時候開展老人服務。其實我也經常思考這個問題，但由於我主持的同濟慈善會，無論在財力和人力方面都很有限，而且我們的工作還處於摸索的初步階段，所以目前我真的沒有能力開展老人服務工作。今年1月底有一天中午黃姑娘又來了我的辦公室，她這次雖然沒有催問我有關老人服務的事務，但我主動向她介紹了慈善會的近況，也向她講述了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黃姑娘聽後非常贊同我們慈善會的工作。我們談到午飯時還很有興趣繼續，所以兩人就到附近一家餐館就餐。在午飯間黃姑娘說40年前我幫她建立了她的事業，她一直覺得無以向我回報，所以她想捐500萬澳門幣給同濟慈善會，一方面報答我的恩情，另一方面也表示她對我目前工作的支持和她的一番心意，再則對她來說也是做了善事。基於同濟慈善會理事會的決定是暫時不向外界募捐，所以我說我暫時還不能接受她的捐款，請她等我回去後和慈善會的理事會商量後再給她回音。但她堅持回去後就會開出一很500萬元的支票。我們倆為開不開這張支票在飯店裡爭論了半天，由於飯店不大，所以引來了四周桌子上正在就餐的客人好奇的目光。最後我請她無論如何等我開完理事會再說。

隔了幾天就在我們開理事會的前一天，黃姑娘突然來到我的辦公室，她告訴我秘書她只要求見我5分鐘。當她在我辦公桌前坐下後，她說她第二天將和女兒離開澳門外出共度春節假期。所以她特地在離開澳門前拿一張500萬澳門幣的支票來給我。她說完後就將一張500萬面值的支票放在我的桌面上。她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令我手足頓時感到無措。我告訴她我還來不及開理事會。但黃姑娘說她不會收回支票，說完她站起來走到我辦公室門口，開了門就往外走。我拿起桌子上的支票急著追出去，但她比我快一步到了我們慈善會的大門口。我拿著支票只能向慈善會的職工宣佈黃姑娘的善舉。我們的職工都被黃姑娘的心意感動了。大家都即時站了起來向她表示謝意。黃姑娘在臨出門口前說，這是她的心意，這500萬並不會影響她為老人服務的決心。因為她早為投入老人服務的資金留了出來。

黃姑娘走了以後我想了很多。我的慈善會自從開展工作後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是一邊摸索一邊做，雖然我們在目前的條件下已盡了力，也有了一點點小的成績。但令我萬萬想不到的是有澳門人對我如此的信任。500萬當然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但是令我更感動的是這一片心意和對我支持。我告訴自己一定不能辜負黃姑娘的信任，我一定要將慈善會的工作做好，做個真正造福社會的慈善機構。最後我要說的是“謝謝你，黃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