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2月28日)

1968年我到澳門後的頭三個月中，父親為我安排他在澳門開設的澳門針織有限公司任職總經理秘書。當時在澳門任職總經理的是一位姓謝的父親的兒時玩伴。他在上海時已開始為父親打工，這位謝先生在上海的教會大學讀過書，所以英文程度較好，來了香港後在父親的貿易公司打工。由於對外貿易的生意需要和外國人打交道，因此特別重要的是公司中需要懂英文的人。在50年代在香港英文好的人不多，和外國人打交道就成為謝先生的強項，因此謝先生在父親貿易行的工作是能勝任的。後來父親轉做毛紡毛織工廠，並於1964年來澳門開設澳門針織有限公司。謝先生就在1966年底被派到澳門出任公司總經理。

在我沒來澳門之前，公司的會計部在做公司帳時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將當時公司本來虧本的賬做成賺錢的，因此誤導了我的父親，父親一口氣在澳門開設了多個工廠。等工廠開設之後才發現公司缺乏適當的管理人才，生產効率十分低，流動資金也極度缺乏，正好在我到澳門時，公司的問題才暴露出來，父親發現在澳門的公司每月大約要虧蝕十萬元澳門幣。在那個年代十萬元澳門幣是天文數字，因為一個高中畢業生的收入是每月澳門幣兩百元。當時我的父親焦慮萬分，他不斷穿梭於港澳之間，日以繼夜的想方設法挽救公司面臨倒閉的命運。我記得我來後日夜的在公司辦公室參加父親和經理廠長們的會議。每天都要到晚上10點以後才能吃東西。在傍晚7點左右公司的雜工會去附近渡船街買油條給我們充飢。那段時間是我一生中吃最多油條的時候。

我們的總經理謝先生是一個正派的人，但他一生是一個沒有吃過苦的人。他沒有任何管理工廠的經驗，也怕髒怕辛苦。但針織廠是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操作工廠，當時澳門生產的全部是款色最簡單的禦寒毛衣，所以淡旺季特別分明。旺季時每天可能要加班到半夜，甚至通宵趕貨。工廠的管理人員和工人的工作時間特別的長，非常非常的辛苦。謝先生每天到位於噶地利亞街的辦公室打個轉就走了。我任他秘書三個月中，他從來沒有去過公司屬下的任何一間工廠。因此他對公司真正的情況可說完全不瞭解的。父親自己生活在香港。也常去外國找客戶接定單交由工廠生產。由於父親對謝先生十分信任，所以澳門工廠的事務一直由謝先生負責，所以父親直到由於公司賬目出錯，形成由於公司過分擴張，而帶來公司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問題時，才知道公司處於極度危險且面臨倒閉的的時刻。為解決公司的困難父親四出找尋入股我們公司的合夥人，有一次在和有興趣拿錢來公司入股的投資者談判時，父親發覺謝先生，不但對公司生產管理上一無所知，並且對生產成本，生產計劃等都毫無頭聚。反而是我這個剛來了不到三個月的，總經理秘書對對方提出的問題對答如流。父親從那次開始對我可說真的有些刮目相看。當然，父親也特別生謝先生的氣。那天散會後父親狠狠的批評了謝先生一頓。父親和謝先生在上海相識時都還在孩提時代，所以一直以兄弟相稱，相信那一次是父親向謝先生發最大脾氣的一次。第二天謝先生向父親提交了辭職信。父親當時也在氣頭上，因此欣然接受了謝先生的辭職。當時公司的情況很亂，我們和香港永南公司周文軒先生已開始接觸，雖還沒有開始正式談判，但亦日以繼夜的準備談判資料，誰也顧不上出佈告辦手續，所以我就在這種情況下，糊裏糊塗的自動當上了總經理。

正當我們和周先生要開始談判之際，突然父親收到澳門大西洋銀行行長Mr.Borego的電話。他知道父親已接受了謝先生的辭職。但他想知道謝先生離開後誰接謝先生的位置。當父親告訴他可能會是我時，Mr.Borego告訴父親如果是我的話，銀行不能接受。他們的銀行亦因此會收回貸給我們公司的一百萬貸款。因為在葡萄牙女性是不能任經理的。父親聽後說沒問題，他可派我的哥哥來澳門。但Mr.Borego說他也不能接受，因為我哥哥也太年輕他們不能信任。父親說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來澳門長住。Mr.Borego又說他不相信父親會真的來澳門長住。這時一切都很明白的說明Mr.Borego是在刁難我們，說到底是要父親將謝先生請回來。當時澳門唯一的銀行是大西洋銀行。其他的如中國銀行，永亨銀行，大豐銀行等等在法律上都只是銀號，根據法律規定銀號只能做些存款，找換等業務。只有銀行才能做出進口結滙業務。那也就是說我們公司進口原料和出口成品的業務除了大西洋銀行，是沒有別家可做的。第二天父親和哥哥一起去西環的大興大廈哀求謝先生留下來。他只要肯掛總經理的名，不喜歡來上班可以不上班，但謝先生拒絕了父親的挽留。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父親和哥哥，回到公司時垂頭喪氣的樣子。當時我還不到27歲，這個打擊對我來說當然是可以想像的。

那天是星期六。我沒有心情吃晚飯，獨自在家思量自己下一步應該怎麼辦。我想可能我唯一的出路是回巴黎，但回巴黎後又怎麼辦？想著想著……突然聽到有人按我的門鈴。開門後見到的是剛認識的三位葡萄牙朋友，他們是兩男一女。他們三位都是經濟學家，年齡都要比我大約大10至15歲，他們三人是葡萄牙政府委派來澳門展開開放銀行業，並制訂銀行法的咨詢工作。由於我當時在澳門是為數不多的懂英文及法文的人，所以他們在認識我後就和我特別的投緣。我和他們雖然認識只有大約兩星期，但每晚只要有廠商或出口商請他們吃飯，他們都會請我一起去。特別是那位女專家Dra. Maria Lurdes更是當我小妹妹一樣，晚上去哪里都一定帶上我。那天他們來我家是找我和他們一起去跑狗場耍樂。我告訴他們那天我心煩不想出去。他們問我出了什麽事。我其實心裡已被大西洋銀行行長無理取鬧的事堵得慌，所以他們一問我就帶著怨曲地將事情原原本本地和盤托出。當我說到Mr.Borego說拫據葡國法律女性是不能做總經理時，那位女專家眼睛張得大燈籠一樣的向我說，Mr.Borego瞎說八道，誰說葡萄牙女性不能做經理，絕對沒有這回事。她說這個Mr.Borego太可惡太欺侮人了。叫我不用擔心，他們三人會在第二天和Mr.Borego一起吃中午飯時和他論理，一切都會有轉機的。他們並向我保證，我這個總經理是做定了。他們就這樣連哄帶拉的把我拉去跑狗塲了。星期一早晨Mr.Borego親自來電請我去他那兒。他看到我後面帶笑容並特別客氣的說這是一場誤會。他只是擔心我太年輕，但是他相信一定能成為一個好的總經理的。他也讓我轉告我父親這純粹是場誤會。在接受貸款的公司人士變動時，他有責任要問清楚誰是新的負責人，當然他不能也不會干涉公司的決策。就這樣本來就不應該是危機的危機一下子就消除了。我也正式成為被外界接受的總經理。

這是我來澳門後的第一次危機，在我四十多年在澳門的生活中，我碰上了很多很多次的危機，但是都安然渡過了。謝先生離開澳門回香港後，自己開了一家貿易行，但大約在五年後由於經營不善，貿易行關閉了。謝先生也因此失業。當時我們公司已辦得相當不錯，所以父親又為謝先生在香港公司安排了一份工作。

這些事雖然已過去多年，但它們永遠成了我回憶中很有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