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1月14日)

1978年春天的一個星期五下午大約五點鐘, 我由廣州參加交易會回到澳門的家。不久，接到南光公司(現在中聯辦的前身) 老總柯正平先生的電話，稱國內來了一個代表團，想在第二天下午由他親自帶領，去我任職總經理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屬下的工廠參觀，他說那個代表團比較重要而且人數較多，所以希望我能親自接待，並且在廠里找個能座談的地方。當時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雖然歷史不長，但在澳門已有些名氣，所以經常接待外來的人士參觀，但是要求座談的卻是很少。第二天下午大約三點鐘，柯老帶了超過二十人的代表團浩浩蕩蕩的來到了，我們位於慕拉士大馬路的工廠。

我們公司成立於1975年，當時在澳門現成的工業大厦不多，我們的毛纺廠和針織廠就設在，總共五層，每層建築面積約一萬呎的樂都工業大厦中。一年後公司擴充，因此我們就在馬路對面的華明工業大厦再租用了五層樓。華明的每一層建築面積約二萬呎。由於歐美國家在1976年前先對香港的成衣出口實施限制，所以60年代末直至1976年香港廠商紛紛來澳設廠。當時在澳門新辦的製衣和毛衫廠如雨後春筍，遍及澳門各區。由於澳門地小人口少，當時在澳門以勞動密集型的成衣製造業，出現了嚴重缺乏工人的情況。

客人們在位於華明工業大厦的，裝修簡單但光亮潔淨的食堂中就坐後，座談開始了。柯老將我介紹給客人後，把一位年約六十個子高高瘦瘦的，頭髮稀少的林團長介紹給我認識，但柯老並沒有介紹那位林團長是來自何方，也沒有介紹他的職位和名字。林團長問了我公司的歷史，在澳門辦公司建廠的困難，公司的產量及產值，人員的工資及福利待遇等等一系列問題。我也毫無保留的將公司情況詳細的一一作了介紹。

我們公司建於1975年10月1日，到1978年春季實際上還不到三年。但歷史雖短，在全體員工的努力下，公司已經是澳門生產總值最高，出口的毛衣最多的企業。我們的員工上下一心，工作勤勞，對工作充滿熱情，積極發揮才智克服各種困難。可以說在短短的两年多時間裡累創奇跡，令公司成為港澳同行中的佼佼者。其中最突出的是：

1.         我們的廠是設在現成的工廠大厦裡面，廠房的寬度和長度都比龐大的毛纺機短，根本無法將機器按制造廠的標準安装。經過我們員工的苦心研究，我們將太長的機器割短，或者轉彎甚至改成 U形装進廠房裡。這種做法不但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有大胆的創造革新精神。我們的員工在世界毛纺歷史上創造了奇跡，連毛纺機製造廠的工程師們來我們廠看後，都不能相信他們所看到的是真實的。

2.         我們的工廠建於1975年10月。當時美國經對澳門毛衫出口已用配額制度限制數量。從1976年起歐洲等主要成衣進口國也對澳門實施了配額制度。像我們這樣新辦的公司，在很缺少配额的情况下，求生存謀發展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們為能在澳门站住腳，並保證公司不斷發展，專心進攻對澳門毛衫不設出口限制的日本市埸。在我們這行，卅年前日本客户是出名的難“服持”的，因為他們對產品質量要求特別高。另外我们為提高手上持有的不多的配額的利用率，也集中力量進攻对澳门产品實施配額國家中的中级，高级市场。中，高級市場的每一張定單都很小，制作流程和管理都比较複雜，对產品質量的要求也相對的比較高。進攻這樣的市塲對港澳一向以出口單大，專做“大路貨 ”的工廠来说實在是特別的困難。但我們的員工幾經努力，成功的打進日本市塲，並續步在世界各國的中高级市場建立信譽。

3.         澳门的人口一直很少，在70年代缺乏工人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工廠東主都為找不到工人而煩惱，但我們工廠的人力卻是長期維持穩定。在我們公司服務的工人很少轉去其它工廠工作，因為我們公司的平均工資較其它公司高。除了工資高以外，我們還設有各种獎金制度，如勤工獎，季度獎，年終獎和公積金制度。工人的醫療也基本上由公司負担。我们對管理階層的員工設分红制度，在公司盈馀的總數中抽出一定的比例，讓所有的員工分享公司的成果。總之，在管理上，我們一切以人為本，因此公司上下相處比較融洽，員工們對公司也特別有歸屬感。

那天，我们的座談時間比較長，代表團的成員對公司的運作情況都很感興趣。他们都問了很多問題。座談會结束後，我帶了代表團成員參觀了我们的工廠。在我们參觀的過程中，林團長問我是在哪裡念的大學，我告訴他我是在安徽大學物理系畢業的。當時林團長很驚奇的問我：“你在國内念的大學，為什麽跑到澳問来發展？”我想也沒想隨口就答了一句“我愛祖國，但祖國不愛我，所以我只能離開了”。这一次林團長顯得更驚奇，他接着問我“那是怎麼說？”我的回答很簡單也很直接，我說“我在國内時因為父親是香港的资本家，又有親戚在台湾和外國生活，所以家庭成份不好，雖然我在學校學習成绩特别好，但我進不了自己想進的大學，畢業後也去不了很多保密單位。覺得長期受歧視沒勁，所以就跑回了香港。

一星期後，我去立法會開會。在立法會休息時，我碰到當時在立法會採訪的澳門日报記者葉任時先生。他告诉我那位林團长是當時中國的計委林乎加主任，那個代表團成員都是各省市的書記或省市领導。他们在訪問日本後回國途中經澳問順便參觀我们公司。我對當時中國的官塲一無所知，也根本不知道計委是幹什麼的。但我覺得我的“我愛祖國，祖國不愛我”的言論可能是說得太坦白了。但是我並沒有太在意，因為我说的都是我真的感覺，也是真話，這符合我從小到大我父母教我做人要“真”要“誠”的道理。

過了幾個月我被邀請帶公司的管理人員组團到北京、天津、上海，向在这三個城市中的工廠和企業介绍企業管理經驗。那時，我才聽到原来林乎加主任回到北京後，向鄧小平先生寫了一份報告，上面提出了為什麼我们國家培養的人，不願意在國内發展的問題。鄧小平先生在文件上做了批示，然後在全國工程師级以上的幹部中傳達。在傳達過程中，我聽到一些對我的評價, 這些評價中出現了偏差和誇張，甚至和事實不符合的情况。譬如傳聞中說我拿了照相機背了背包，單槍匹馬的去歐洲推销工廠產品就是和事實不符合的。最近，我在北京見到一位已退休的高官，他稱讚我當年背了包拿了照相機，只身去歐洲開拓市場的精神可嘉時，我還覺得特別的尴尬。

31年過去了，在過去的30年中，我們的國家堅決執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國家的經濟飛躍發展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了，唯成分論也在中國消失了。我在不久前和國内的一些年輕人說起往事，他们都覺得因为家庭成份關係，而影響學習和工作的情況是不可思議的。我也以說帶笑的和他們说，如果44年前我的處境和你們現在一樣的話，那么澳門特别行政區第1，2，3届立法會主席肯定不會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