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09年12月22日)

我在澳門足足渡過了41年。41年前我在巴黎勤工儉學，我每天學習之餘，還在一家中國餐館任全職收銀員。每天早晨我在7：30前要出門口，晚上到11：30後才能回到家中，每天大概留給睡覺的時間平均每天不過5到6個小時。1968年夏天我病了。醫生說我的病是因為疲勞過渡引起的，因此要我在家中休息一個月；一個月後，醫生認為我的身體還是太虛弱，因此再讓我休息一個月。父親知道我的情况後，叮囑我趕快回香港，因為他的事業正在發展中，他說我拿不了博士學位不成問題，既然身體不好，就回來在他的公司做一份較輕松的工作，等養好身體後再說。聽父親這麼說，儘管我心中十分不願意，但是再繼續在巴黎半工半讀對我來說，確實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在68年的7月我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稍作休息後，身體恢復得不錯。父親見我身體情况好轉，有天他和我說：“公司太小，你哥已從美國回來在公司任職，暫時無法在香港安排你的工作。澳門倒是開了幾家工廠，你不如去澳門吧！”父親又說：“你身體不好，又是女孩子，不如去澳門公司做公司總經理秘書吧！”就這樣一個星期後，我登上了由香港開往澳門的輪船“大來輪”。當時從香港到澳門是午夜12點鐘由香港開出，因為船到澳門是半夜三點半鐘左右，旅客們可在船上休息到第二天的早晨6點鐘。那天早晨我就這樣首次踏上澳門的土地。

從船上下來後，第一眼看到的是內港碼頭對面一片殘舊的矮房子。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鼻子聞到的是一陣一陣鹹魚腥味。我從小就因為怕魚腥味，所以不愛吃魚。因此當時的感覺直到今天也沒能忘記。我把自己安頓好後，到位於噶地利亞街的公司報到。在那條短短的街上，我沒找到我想像中的類似香港太子大廈的父親兄長舒適、暢亮的辦公室。公司辦公室是一座破舊的三層樓房的一樓。二樓和三樓是工廠的加工工場。看到這樣的環境，我的心情頓時變得十分惡劣。我天天等待父親的到來。一星期後父親來澳門視察工作。我告訴父親我最多在澳門呆一個月。我不喜歡澳門。我要回巴黎去。一個月後，父親說你暫時不能走，因為澳門公司人手不足。讓我做滿三個月再走。就這樣過了3個月，又3個月，41年後的今天我還在澳門。

我從出生到26歲半來澳門，一直在比較大的城市生活。在大城市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遠。以香港為例，在一梯兩伙的大厦中生活，對門住着的是誰你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當時的澳門，在街上看不到什麼汽車，你可以看到小孩在馬路上玩耍，甚至踢足球。大多數的澳門人都步行上下班。工作地點和住處稍遠者則以自行車代步。我對這些倒沒有太大的意見。當時我最不習慣的是澳門的生活圈子太小，大家相互認識本來不是壞事，但由於大家認識大家，因此對別人家的事特別關心，在人家背後說長道短也就變成了家常便飯。最令我感到不高興的是，在當時澳門中國人的社會里，女孩子，特別是非廣東藉的留過洋的女孩子是不大受歡迎的。後來有人告訴我當時有人在背後稱我為“番書妹”。當時我父親為我介紹了他認識的在澳門經商的朋友，奈何他們的年齡都比我父親還要大，在他們眼中，我還是一個“靚妹”。我和他們之間根本沒有共同語言，當然更談不上交朋友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交的朋友幾乎都是葡國人或他們的後裔土生葡人。我也很快就學會了講葡萄牙話。我埋頭苦幹了好幾年，公司在澳門一天比一天大，我也從總經理秘書升到了總經理位置。隨着公司的規模逐步增大，我在社會上也有了一些小名氣。76年澳門成立開埠以來第一屆立法會，我在宋玉生大律師的力邀下，参加了以他為首的直選隊伍，並成功當選為立法議員。從此，我同時在澳門的商界及政界發展。在此期間，澳門社會也在發生變化。由於世界上保護主義抬頭，美國和西歐各國先後對香港成衣出口以配額制度加以限制。香港製造業業主紛紛來澳設厰，帶動了澳門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澳門的成衣出口製造業呈現了為時不短的輝煌景象。澳門的勞動力密集型成衣製造工業的發展，為澳門開拓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澳門的房地產業也在這個時期跟隨着澳門市民收入的增加而穩步發展。澳門城市逐漸變大，並日漸現代化。而我也隨著這種變化，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了澳門社會，並逐步在澳門找到了歸屬感。今天我深深的感到，我非常熱愛這個美麗的城市和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除了1980年到1984年那一屆立法會我沒有擔任立法議員，其它的每一屆我都被選為立法議員。並在1999年回歸時任立法會主席直至2009年10月16日屆滿離任。

我由不喜歡澳門逐漸轉變成十分熱愛澳門。但長期以來我對澳門社會上的某些現象是很有看法和意見的。特別是澳門長期以來，相比周邊的城市較為落後和封閉。回歸前，澳門除了少數由葡萄牙派來的官員外，很少有外國機構和外來投資，因此澳門這個城市根本談不上國際化。回歸後，澳門富有了，外來投資也多了，城市國際化的程度也相對提高了。但是我認為澳門如果真正想擠身國際城市之列，可能還需要澳門人較長時間的努力。因為澳門的外來投資基本集中於賭博業，這將澳門經濟本來已經非常單一化的問題更趨嚴重。我們常常說澳門留不住人才。我想經濟單一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我認為令澳門人才流失的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是：澳門社會上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導致的。澳門是一個土地小、人口少的城市，澳門人四佰多年來受葡萄牙人統治，雖說民族之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間的相處相對比較融洽，但是由於葡萄牙離開澳門太遠，而葡文在澳門從來沒有被佔絕大多數人口中的中國人使用。因此幾百年來，在澳門雖然有一些葡萄牙式的建築物和一些供應葡國菜的餐館。葡萄牙的西歐文化對澳門社會的影響很小。澳門市民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傳承了中國的人文傳統。我出生在上海，我自小受的是愛國主義教育，但中國人文傳統中好的東西，無論在學校教育或家庭教育中仍佔重要位置。我非常崇敬中國傳統中的人文思想。尤其是中國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觀念，更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用之不盡的法寶。但是我對儒學中的封建禮教很不認同。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一些妨礙社會發展的封建保守的東西已被剷除。但反觀澳門，我們社會上的一些封建保守勢力長期處於主導地位。這些勢力為維護他們本身的利益和社會地位，聽不得和他們有任何不同的意見、也看不見社會在進步；世界在變化，更容不得有思想、有知識的年輕人在社會上佔一席地位。對新的思維看成反動，對科學治理澳門看成造反。他們長期排斥有獨立思想，不隨大流的求進步的青年參與澳門社會事務。他們置澳門市民的不滿和反感不理，長期扶植堅定地追隨他們言行的小圈子。他們害怕變化，恐懼有朝一日他們的子孫後代失去社會領袖的地位。因此他們到了該退休的年齡不願退休，該讓位時也必須先安排好他們的子子孫孫繼承權。他們覺得澳門是屬於他們小圈子的。他們感覺不到社會是在進步的。他們更不明白在現今的信息時代，時代進步的巨浪是阻擋不住的。我在澳門的41年中，對這一切都很了解、也很反感。我完全理解為什麼優秀的人才不願意留在澳門，其中甚至包括有些澳門市民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要離開他們的故鄉，遠走他鄉去尋找能發揮他們才能的地方。我常常警惕自己，千萬不能眷戀權位，絕對不能成為阻碍社会進步的巨石。到該退的時候必須退，我認為薪火相傳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規律，我非常樂意空出位置讓年輕有為的人擔任重任，為建設澳門美好明天的事業貢獻力量。

其實，我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要退下來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想乘我的身體還不錯，精力還算充沛，思維反應都沒有太大退化的情況下，留一些時間給自己。長期以來我從商從政，工作雖然繁忙且很有意義，生活中也充滿挑戰和壓力，但這些都不是我最理想的生活。我是一個思想很開放的人，我不喜歡刻板和有規律的生活。我更不喜歡在政界和商界中經常可以見到的，由利益而維繫的人際關係。我重感情、也著重自由的生活、更嚮往做不受別人影響，也不受環境束搏的事情，我一定要像父親一樣，在生活中不斷迎接新的挑戰，盡量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刻寶貴的時間，做自己想做而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我在這里順便向大家介紹一些我父親的事跡：我的父親是我見過的最傳奇的人。他17歲由於家境貧困被迫輟學，在他父親佔很少股份的上海一家尼絨店學徒，憑他過人的才智和勤勞，很快在上海尼絨界走紅。在他28歲離開上海舉家遷往台北時，他已在上海開設了兩家織造尼絨的工廠，並在上海、南京、重慶和台北等地開設專賣尼絨的門市店。他29歲來香港，在基本上零的基礎上，在香港重新開創他的事業。他曾做過很多行業。1952年當他31歲時，他和朋友們創辦了在香港的第一家粗紡毛紡廠，然後開辦了第一家針織廠。是他將第一件在香港製造的毛衣推銷到歐洲和世界各地。他後來又先後在澳門、毛里求斯等地開設第一間毛紡廠及針織廠。1978年當他獲知國家即將開放，就率先進入珠海，開辦了中國解放後，首家由境外資金投資的以補償貿易形式的香洲毛紡廠。1986年在他65歲時在香港開辦了第一間中國人資本的港龍航空公司。他在70歲高齡後將他的毛紡毛衣製造業務交由子女負責管理，自己轉而在中國內地投資開拓新的行業。他先後投入上海房地產業、百貨行業；繼後又進入高科技行業、進軍製造顯微鏡和高級鏡片工業及環保工業。我經常將自己和父親相比。我深感慚愧，因為我除了智力及不上他以外，無論在艱苦奮鬥，刻苦耐勞精神上都和他相差很遠。他的愛國情懷和永不言休的精神也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

基於上述原因，我本來打算在2005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二屆屆滿時，退出立法會。因為那時候我的年齡已超過六十歲。我很多同學及童年時的朋友在那時候已經相繼退休了；但當我和一些朋友說出我打算退出立法會的想法後，很多朋友紛紛對我進行游說，希望我不要那麼快退下來。他們都認為我的身體還不錯，應該繼續為澳門人服務幾年。在朋友們的勸導下，我答應再做四年，然後到2009年立法會換屆時正式退出立法會。我的這一決定在2008年8月立法會放假前，向全澳傳媒總結08年工作時宣佈了。

四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在過去的四年中，我曾無數次的想像我退下來以後的生活，但由於立法會的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一直沒有真正的思考和計劃我的未來。

2009年春節假期結束後，我從外地渡假回來後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我獨自在家休息。靜靜的坐在電視機前的我，收看了一輯報導退休老人生活的節目。看著看著，我突然心中有一些說不出的滋味。這種滋味可以說是惆悵、是傍徨、是留戀、更多的是傷感；我當時被自己的這種感覺嚇壞了。我問自己：我不是一直嚮導過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嗎？我不是想在自己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做一些自己想做，但一直抽不出時間做的事情嗎？我不是特別嚮往做普通市民，從此可以不用出席那些自己不想出席的酒會、宴會和從此可以不用再見自己不想見的人的嗎？究竟是什麼令我在那一刻感到惆悵、傍徨、留戀甚至傷感呢？

那天下午，我就這樣做在沙發上直到吃晚飯。我把我為什麼決定退的原因和我在澳門41年生活及生活中遇見的人和事仔細的回憶了一遍。我告訴自己我在立法主席位置上已經十年。十年對一個人來說是很長的時間，我在即將離開我習以為常的辦公室及和我朝夕相處的立法會的工作人員時，有些惆悵、留戀甚至傷感是不足為奇的。另外在沒有安排好未來的工作，看不清前景的情況下，感到有些傍徨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我認識到我必須及時阻止這種思潮在腦海中的擴張，否則我在10月16日離任時必定會非常痛苦。因此，我必須儘快著手安排10月16日退下來後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

第二天，我就開始尋找在我離任後的工作地點，並很快租下現在同濟會慈善會的辦公室。佈置舒適優雅的辦公室。在10月初已正式啟用。現在我每天都會回辦公室辦公，慈善會也已正式開展工作，我們到目前為止做的還不多。由於我和慈善會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經驗，因此我們是邊做邊學，本著憑我們財力和能力所及為社會作些貢獻。我利用空餘時間寫些文章放上我的博客。我發覺我越來越喜歡寫文章，因為我寫文章時感到自己真的無拘無束，任由思想奔放，寫出自己對發生在我周圍的事情的感覺。其中沒有造作也沒有虛偽。我的生活過得非常充實和有意義。我今天可以肯定的說，我退下來的決定真的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