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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勞思光先生 王耀宗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院 正教授 2012年11月27日

二零一二年十月廿二日，報載「哲學泰斗勞思光逝世」的消息，心中不免浮起一股愁思之情。我雖非勞先生當年門下之子弟，但是畢竟在七十年代就讀新亞哲學系的時期，曾修讀勞先生的科目，其思想影響於我甚大，至今不滅。五年前中大弟子為先生設八十壽宴，我當時出席，曾與先生握手致意問好，怱怱聊談數言，想不到今次突聽到先生遽歸道山之音訊，中國哲學文化界又少一巨人矣！ 初聞勞先生之大名，已是六十年代之末期。記得七零年我報讀新亞及崇基哲學系；在崇基有勞先生執教，而在新亞則有唐君毅及牟宗三兩位先生。於我來說，入崇基或新亞並無不同；我執意報讀哲學系，是兩大原因：一是找尋人生之意義，二是探索個人能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後來我獲得新亞哲學系取錄。因崇基哲學系的面試安排在下午，而新亞則在上午；上午獲取錄了，下午也就沒有去崇基面試了。 然而，在高中階段，我已閱讀了勞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當時只有上卷）（此冊主要是談中國古代諸子思想的）。後來我在哲學系二年級考中期試的時候，再閱讀了一次。至今，我對於中國古代思想的認識，大部份仍承自勞先生的著作；特別是他在書中首先提出的「基源問題研究法」於我影響至巨。這個方法令他的哲學史鋪陳秩序井然，脈絡清晰，在處理思想史的問題時，能舉一概念而統攝全局，如眾川歸流，綱舉目展；亦似以桿釣魚，桿起，網收，不會漏也，此所謂一網成擒矣。我相信每一個讀者都會留下這個深刻的印象。 後來，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發現這個方法不但可用在哲學家的思想研究上，也可用在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的思想研究上。事實上，哲學家或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他們的思想都是以書本的形式作為載體的，因此，閱讀每一本書籍亦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暸解各家派別的學思。勞先生的「基源問題研究法」，令我對其他的知識體系，有更深刻及更為精確的把握，至今受用不盡。 七十年代初期，新亞書院尚在農圃道，未搬入中文大學沙田校園，一九七三年暑假才搬入中大。當時中大中央化集權並未顯著，崇基與新亞哲學系涇渭分明，各處一隅，課程又獨立，學生多數各自修讀自己書院教授的課程。我則較為例外，出於對勞先生的仰慕，選修了勞先生的兩門課：「知識論」及「康德哲學」。在這兩門學科所得到的有關康德及西方哲學的知識，也令我回味無窮。 眾所周知，勞先生一生穿西裝、打領結，我從未見過他穿其他服裝，這也成為他在中大的服裝標記。他的身型清癯，一望而知是智者型的學者。他的國語易聽，音調適中，不徐不疾，清澈，緩慢中帶堅定，書亦如其人。他上課最大的特色，第一步是釐清問題，他的釐清又並非僅僅是語言的或是語意學的；後者往往在一番澄清之後，仍然停留在語言的層面，輒然停止，問題依舊；於勞先生卻有另一番氣象，語意澄清往往是序曲，跟著他又羅列其他人士對此一問題之分析，繼而指出其他人士之不足或缺失，最後則一針見血提出自己之看法。整個過程由問題之提出到最後見解，脈絡分明，層層深入，抽絲剝繭，有如庖丁解牛，仞不見血，令聽者豁然開朗，如受雷擊，如聽晨鐘，如在五里霧中突見旭日初升，頓覺煙消霧散之感。勞先生可以說是我生平所遇過的最佳的兩三位演講者之一。 我並非崇基哲學系畢業生，修讀他的課不多，在正式上課外，聆聽他的教誨的機會也不多。除了《中國哲學史》外，我還讀了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以及《歷史之懲罰》，前者對於文化精神和社會制度等內外相連性的分析，後者對歷史上觀念的虛幻及欺詐之分析，均令我茅塞頓開；特別是《歷史之懲罰》一書，出版時中國大陸正陷於天昏地暗之文化大革命中，人們看不見中國的前景；然而勞先生卻獨具慧眼，提出歷史之「債權」及「債務」之說，肯定人之努力，終必能否極泰來，文革之中國發展已跌至無可再低之階段，最黑暗處往往已接近隧道之終點，光明即將來臨。這番言論對當時之知識界無疑有醍醐灌頂之效。 除了專精的學術著述外，勞先生更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其數十年的憂國憂民的感情及識見，可見於由關子尹、張燦輝及劉國英諸兄所編輯的十數冊文集。記得八十年代初，香港九七問題初現，勞先生發起組成香港前景研究社，對香港前途提出諍言，力盡知識分子言責；晚年在台灣，公開反對立法院通過六億元軍購案。以上種種，俱是學者兼任社會批判者角色的表現。 於學術，勞先生留下傳誦後世的著述；於時論，勞先生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竭盡一己良心知識份子之角色，抗衡共產主義，批判專權獨裁，影響深遠。先生實為我等從事學術工作之楷模典範！唯我輩實不及先生成就之萬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