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多月，香港陷於前所未有的社會撕裂狀態，相信也是自1967年以來最大的社會衝突。教協呼籲罷課及罷工，之後又呼籲復課；教聯則呼籲教學界堅守崗位；「佔中」與「反佔中」人士的衝突，更不在話下。嚴格來說，罷課如果規模龐大的話，就是一項社會運動。和公民抗命運動一樣，這項運動的性質卻是以參與者（學生）的自我犧牲（學習機會）來完成的，因此罷課不能曠日持久。與公民抗命並不一樣的是罷課並非違法的行動；從這角度看，罷課的參與者犧牲較輕（起碼不會觸犯刑事案件），公民抗命者犧牲較大。至於走堂，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罷課的呼籲對象是學生（大專生或高中生），他們正在學習階段，由父母供養，經濟利益牽涉較少；因此，參與者的數目會比較多。不過，由於要自我犧牲以及有可能遭到學校的懲罰，學生是否參與也要仔細考量的。相信除非罷課的目的得到廣泛社會人士認同，以及涉及追求社會發展的崇高理想，否則罷課也不會成功的。

二十世紀的中國，國難當前，內政腐敗、政權專斷，大學生成為社會良知，往往將罷課當作追求社會進步的一項武器，但是效果往往並不理想。

如果罷課帶有社會性、崇高的社會目的性，以及某種程度的犧牲性，則走堂則是恰巧相反的。「走堂」的「走」字，頗有意思，有離開的意思；也有主動性的含意。「走堂」和缺席不同，缺席是不在課室，可能因為各種理由；但「走堂」卻是主動的和有意的。

大學畢業的成人，很少沒有「走堂」的經驗。相信讀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學生較少「走堂」，而文史哲、社會科學及藝術創作的學生「走堂」較多，我不相信大學當局有統計數字去顯示「走堂」是否一項大規模運動，就算有，這項活動也不構成一項公共性的目標的訴求。在大學的正常學期內，每天都可以「走堂」，「走堂」的學生零星地分散在各種學科中；其中，有些教師上課點名，有些則沒有。更且，大學標榜學術自由及學術獨立，相信大學生能替自己作最佳的學習安排，「走堂」與否，更加不會理會。

以我在教大專社會科學科目多年的經驗而言，不算人數二十位學生以下的班級，如果每班以三十至

四十名學生的學科，大致上有三分一至四分一學生會「走堂」。

其中學期開始幾個星期會多一些學生上課，學期末可能多於三分一走堂。學生的走堂原因有多種的：兼職、睡覺（特別是早上八時半及九時半的課），家中有事，做功課等。

這種種原因都帶有私利性的，特別是做兼職，幾乎每個大學生都有，這與現代社會崇尚個人獨立價值觀念有關，大學生不想每事都向父母取錢，做做兼職幫補家用，也是正常的；另外，做功課也是重要的走堂理由。

大學生學習的科目繁多，有些功課多，有些少，於是他們就在功課少的科上「走堂」，投入時間在功課多的科目，其實所謂（功課）都是寫習作，作報告（presentation）式中期測驗及考試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