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雖然不是研究教育的專家，然而執教大專/大學多年，也可窺探香港過去數十年高等教育的發展軌跡。誠如香港社會一樣，香港的高等教育正面臨時代的大轉折，「範式」（Paradigm）的大變化，至於這種變局的禍福，則要依賴多方因素之碰撞及配合：例如政府政策的主導、大學管理層之價值取向、大學學者的教學理念及師生關係之互動等等。

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六七十年代，當時香港只得兩間大學，港大及中大。大學教育是精英教育，中學尚未普及，遑論大學，大學生自然是精英，港大培養的是管治或政治精英為主；中大以溝通中西文化為理想，實際上是培養社會精英為主。大學內部的管理是較為鬆散的，尚未高度「科層治事化」（bureaucratized），博士學位未成為入職的必須資歷，學者取得終身教席（即實任制），也相對容易，評核教授更是天方夜譚，著作也非必須。終身沒有著作的比比皆是，大學與社會的關係也是間接的，UPGC/UGC只是撥款機構，作為政府與大學的緩衝者。

「效益」引入高等教育

第二階段開始於八十年代中，科技大學籌辦成立；至九十年代初，各間大專院校紛紛升格成為大學，至1999年嶺南成為最後升格的一間資助大學止。與此同時，梁錦松就任教資會主席，首先將「效益」觀念引入高等教育，特別是資源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觀念的崛起。一方面，大學精英教育邁向普及教育，大學的擴充可以容納中學考生的五分一比例進入大學，令高等教育進一步普羅化。同時教資會較為強化地利用資源的分配來調整各大學的發展方向。自資副學士的引入，近年來，教資會更成為政府架構的一部分，其關係密不可分。

大學內部，在資源問責的主導下，大學管理階層變得高度「科層治事化」、學者博士化、合約制嚴格執行、終身職之難求、研究成果之量化制度化，教學者評核標準之釐定等等措施，令學者疲於奔命。這一階段的發展對學者的衝擊是頗大的；學者要「適應新遊戲規則」，過程頗艱辛的。1998年的香港經濟危機及2003年的沙士大蕭條，令政府削減薪酬，從而令大量的學界人士選擇提早退休及離職。

近幾年是第三階段的發展，大學從三年制變四年制，英式制度從此消失；另方面，第二階段的發展及改革下，香港的大學取得成果也是斐然的。港大、中大及科大屢屢取得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他大學則各有特色，也譽滿亞洲。

進入全球化日益擴展

社會經濟方面，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正是中港經濟融合加速及全球化日益擴展的年代，毫不例外地，香港的大學也留下了這兩大地區及全球趨勢的痕跡，具體的表現則在大學校園內的諸色人種學生的呈現，令人目不暇給，「全球化」與「大陸化」並存的矛盾現象，將會存在一段長時期。

在整個社會的政社變化下，香港高等教育將會進入第四階段的發展，值得留意的是，在前三個階段的發展，香港的教育理念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第四階段呢？會否教育理念也會轉變呢？就要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