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3年11月15日)

筆者最近和香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教授談起，認為香港特區回歸以來，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是最大的弱項。教育方面，簡言之，包括教材、教師、教案和教法四個方面，缺乏全盤的長期規劃。自然科目問題不大，但涉及文化、教養、歷史和身份認同四方面的社會科目，教材需要有與時並進的教科書和參考書，需要有專家專項全面檢討審定推廣，才能夠確保文化回歸和人心回歸。教師方面，需要在國民教育方面補課，加強對文化、教養、歷史和身份認同的學識，重新定位自己然後走上教堂再出發。至於教案和教法，只有在教材和師資兩方面都已得到改善後，教師才有條件具體落實教材的相關內容，教師製作教案備課時才有所根據，在教堂內外才有創新的教法。教法應該涵蓋三個方面，培育家國情懷，和大自然融合，社會體驗實踐。

 

過去一段長時間，根據客觀事實，教育局的潛意識是：因為行之有效，所以按章辦事；只懂執行，不懂革新，結果給市民的印象是官僚主義，有事（例如學生輕生）就啟動什麼危機小組，以所謂根據指引來搪塞避事。

 

回顧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當年只花了一年時間主要是以計量經濟學為研究工具，就馬上推出九年免費義務教育，盡顯急事急辦，程序跟隨政策的作風。回歸以來，歷經15年（到2012年）的磨磨蹭蹭才推出國民教育，但隨即馬失前蹄，被當年的泛民和學民思潮推倒，被迫停頓收回。國民教育要到2022年黑暴動亂結束後才正式重新啟動，耽誤了整整一代人的光陰。這是深刻教訓，迄今未見有刨根研究和嚴肅檢討，不知道在什麼方面出錯。一些文化和教育的革新工作，出發點並無大錯，實踐起來走了樣。通識科備受爭議之後，結果改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途半端不徹底，其實應該強調教養，應正名為教養科。這不單是名稱問題，其實涉及視野及觀念上的不足差。社會上有不少好聲音，可惜未被重視接收。

 

其實回歸之後的教育及文化政策，應該以中華文化為體，一體多元，兼容並包，才能夠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三觀教育（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一定要和國民教育掛鈎。20多前的教育改革是成是敗，現在仍有爭議。文化政策方面，2007年已經有研究提出了具體要求，但報告出來後束之高閣未被重視甚至遺忘。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去年7月終於成立以來，似乎從未提出過要參考實踐，良好示範，推廣經驗。

 

文化和教育，關鍵是正確的民族立場和歷史觀點。最近有意見認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將「抗戰」與「海防」並列，不利於全面展示香港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不利於有效彰顯國人在香港堅持抗戰和與盟軍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歷史功績。從歷史角度看，「海防博物館」選址在19世紀末英國殖民管治者建立的鯉魚門炮台；所謂「海防」的防禦主體被定義為英國殖民管治者，防禦對象是法國、日本和德國等其他殖民者。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殖民管治者在港長期興建的「海防」，很快被日軍摧毀，香港淪陷。九七回歸前，英軍鯉魚門炮台軍營被活化為「海防博物館」，那是英國殖民管治者的一段歷史。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認為，香港的「海防博物館」其實應該在清朝遺留的古炮台舊址上修建，就如同虎門炮台的性質，是彰顯中華民族抵抗外國殖民者的海防。海防更不應該將其與抗戰並列，因為不應該把由中國主導的「香港抗戰」與英國殖民者的「海防」相提並論。

 

以上只是近例，反映對正確歷史觀的認識不夠，重塑話語權的能力不足。香港可以是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及國防教育基地，應該統籌成為全港抗戰歷史教育、抗戰遺蹟保育活化、配合歷史教學，推動以海防和抗戰為主旨的文創及文旅產業。為此，香港的海防和抗戰歷史教育，從中國的立場和角度準確地論述，十分必要。籌建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還有多年前由馬逢國、蔡素玉、謝炳堅等倡議的香港回歸歷史紀念館），要以特區政府為主導，實行官民合作，發動各方參與。籌建過程本身就可以是培育青少年家國情懷的重要活動之一。

 

總而言之，文化和教育是香港特區的兩大弱項，現在是時候引起港人的高度關注。前路方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行則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