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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10月29日)
胡愈之是上世紀中國從晚清過渡到民國以至新中國的期間、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從他的一生功業可以看出，其實香港不少教授學者知識分子都有類似的氣質。他名字叫愈之，筆者的解讀是希望能夠治癒舊中國的千瘡百孔，深具家國情懷。「適之」是為了讓自己適應這個客觀世界。「愈之」的層次也許較高。治癒人世間的問題，是希望能夠生活美好，皓澈澄明，創造一個人類和自然物類命運共同的、天人合一、適可而止、知所行之的世界。愈之，皓之，適之，可之，都是很好的思想境界，具有努力向上的積極意義。
胡愈之（1896至1986，享年90歲）是浙江上虞人，中國近現代著名出版家、社會活動家、翻譯家和革命學者。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多個重要歷史階段，貢獻卓著。
胡愈之的父親是清末秀才，但重視家庭和新學教育。他1911年（15歲）考入紹興府中學堂，老師是留日歸國的魯迅（周樹人），接受新式教育；1914年（18歲）因家貧輟學，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當練習生，自學英語和日語，開始發表文章。
胡愈之1920年與鄭振鐸、茅盾（沈雁冰）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響應五四運動、推動新文學運動。1925年，參與五卅民眾愛國運動，創辦《公理日報》，撰寫《五卅運動記實》，聲名鵲起。1928年因抗議蔣介石自從1927年4月12日以來的反革命政變暴行，被追捕於是流亡法國，進入巴黎大學學習國際法，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旅歐期間曾經出訪蘇聯。1931年回國後，出版《莫斯科印象記》，是繼瞿秋白之後，首部系統地介紹革命後的蘇聯現況的著作。
1933年9月，經張慶孚介紹，胡愈之獲中央組織部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特別黨員，以絕密的身份直接接受中央特科領導；被分配的工作是參與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年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主要任務是保證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台。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四科。其中，情報科負責收集情報、掌握敵情，重點是獲取預警性的情報，料敵於先，防患未然。情報科科長是陳賡；胡愈之的工作戰線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出版界。
1935年，胡愈之與沈鈞儒等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1月23日，「救國會七君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女性），因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被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下獄。事件引發了瀰漫到全國的抗議浪潮，最終在1937年7月，國民黨當局承認「救國會以救國為目的，當然無罪」，七君子獲釋。他們無端被囚禁了8個月。期間胡愈之積極領導營救工作，到處奔走呼號，因而知名，功在家國。
胡愈之作為中共特別黨員的身份一直不為人知。1938年，他獲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五處處長，主管抗日宣傳。1940年，他赴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主編，團結海外華僑支援抗戰；1941年組織「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與他在文化出版界的戰友郁達夫等在東南亞共同抗日。
1949年，胡愈之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籌備建國工作。1949至1954年，他是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兼《光明日報》總編輯。1954年後，歷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推動文字改革和掃文盲運動。1979至198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5年任民盟中央代理主席。
胡愈之翻譯的《西行漫記》（斯諾的名著），風行一時。他的主要著作是《胡愈之回憶錄》。他參與編輯《魯迅全集》。他被譽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新聞、出版、外交等領域均有深遠影響。
胡愈之的一生看似平凡，其實融合了學者、革命家與社會活動家的多重身份。他的貢獻點點滴滴，貫穿了中國近現代文化史、政治史和社會變遷史。他的回憶錄值得一看，不負他一生孜孜不倦、力謀治癒社會問題的名字。
胡愈之和郁達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兩人同是浙江人（郁達夫祖籍富陽），既是志同道合的戰友，也是生死之交的摯友，抗日時期在南洋緊密合作。1938年郁達夫赴新加坡參與抗戰宣傳，胡愈之也在南洋從事抗日活動。兩人共同創辦《星洲日報》（歷盡變遷到今天，還每日發行）等刊物，以筆為武器激勵華僑抗戰。在印尼流亡期間，郁達夫化名「趙廉」擔任日軍翻譯，利用此特殊身份掩護了包括胡愈之（化名「老金」）、陳嘉庚等在內的抗日知名人士，多次冒險傳遞情報、營救被捕同志。
郁達夫早年留學日本，日語異常流利，曾在一次日本學生的集會上拍案而起，在群情洶湧中挺身而出、慷慨陳詞，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舉座皆驚。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軍部以郁達夫知曉日軍暴行太多，為了不留活囗，郁達夫（時年49歲）在蘇門答臘被秘密殺害。胡愈之第一時間組織調查並撰寫《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揭露日軍罪行，推動國際社會關注此事。他們兩人是生死之交，因為郁達夫曾是胡愈之的救命恩人。胡愈之晚年仍致力於為郁達夫爭取「烈士」名分，最終促成1985年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找到相關文件報道，證實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真相。胡愈之在他逝世前一年終於完成這個多年的夙願。他稱讚郁達夫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豐碑」、「反法西斯戰爭的烈士」，高度肯定其文學成就與民族氣節。
郁達夫感情豐富，胡愈之沉穩務實，兩人在戰火漫天，艱險的敵後環境下從事抗日活動，一裏一外，合作無間，形成互補。郁達夫曾坦言：「遇大事必找老金商量。」他們之間的關係超越了普通友誼，是抗戰洪流中愛國知識分子以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為紐帶締結而成的深厚的戰友情誼。他們共同書寫了中國現代文學與抗日戰爭的重要篇章。
胡愈之的弟弟胡學惠有子胡序威（1928年生），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經濟地理部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會長，主導多項國家級經濟地理研究項目，主編《經濟地理》雜誌，推動中國《區域經濟學》的發展（也是筆者研究的興趣所在）。胡愈之的另一弟弟胡學恕有兩子。胡序建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南京市委副書記；胡序勝專業核技術應用，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遙想胡愈之和郁達夫遠在南洋的抗日故事，海外華僑的同仇敵愾，歷史並不如煙。郁達夫犠牲今已80周年，被確認為烈士亦已40周年。作詩一首：「烽火連營燃南洋，英豪聯袂戰旗揚。胡公睿智施奇策，鬱老豪情着華章。辦報興文凝士氣，捐資募款濟時荒。星洲島上留青史，蘇門答臘忠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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