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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19年5月19日﹚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帶動經濟發展，建立軍事優勢，理順政治制度，藉此領跑了幾百年。但西方的一套，不可能是唯一的發展道路。如今中國正迎頭趕上，嘗試重新檢視東方智慧，去蕪存菁，中西結合，取長補短。 我對劊子手有了點認識，從當年途經大散關開始。夜間在公路上飛馳，聽替我開車的師傅講他的親身經歷，毛骨悚然。那時，執行死刑，已用短槍，又免去了遊街示眾，已然文明進步了不少。於是，我聯想到古時的酷刑和斬首。最令我震撼的，是當年第一次接觸到戊戌維新，想像六君子被施以酷刑繼而頭顱被砍下來的場面。譚嗣同被砍頭，是在1898 年；去年是他壯烈犧牲120周年。兩年後，八國聯軍期間，他的師傅大刀王五，遭遇同一命運，首級被懸於城門上示眾。1911 年，他的同志唐才常，反清武裝起義失敗被捕，也是被砍頭。魯迅有短文，描敍過群眾圍觀行刑的場面。那時候中國人是何等愚昧，以冷漠的袖手者的態度，無關痛癢的麻木不仁，看戲似的心態，來旁觀為他們犧牲性命的英雄。還有就是延安整風的第一個犧牲品，一位叫王實味的左傾大學生，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結果不幸以言入罪，也是被刀決。 中國現在每天殺豬160萬頭左右。幾年前我在鄉下看屠夫用刀殺年豬，儘管就殺一頭豬，但印象還是挺深刻的。今年（2019）是豬的本命年，適逢出現非洲豬瘟疫，為免病豬傳染好豬導致瘟疫蔓延，到處都在集體撲殺，影響全世界豬肉市場的價格。 我家以前開過燒臘店，每天賣叉燒和燒肉，有批發有零售；對這個殺豬的消息頗有觸動。單是中國，一年就宰6億頭豬，平均每人每天消費0.55 公斤的豬體豬殼產品，每人每年消費一頭平均重量300 公斤的豬。約三分之一消耗扔掉，三分之一製成各類加工食品，三分之一吃進肚子裏。
刀是兇器，也是利器
刀當然是兇器，也是利器，視乎那刀握在誰人手裏。100年前，北京城有豪俠叫王正誼，綽號大刀王五。我年幼時，聽家父提起過他。據說他的刀重50 公斤，比得上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我父親關志國，跟從黃飛鴻和林世榮學南派洪拳。
他內功外功，刀槍劍棍，全都拿手，無病無痛活了102 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逢關氏宗親總會有周年會慶，他都會得獲邀表演武術，尤以一雙短刀最為灑家，觀眾看得掌聲雷動，如癡如醉。關德興早年還會露一手，後來就逐漸讓給家父和我排行第六的叔公胡立峰（我公公的六弟；後來他改名為胡立功，當年是一位很有名的中醫師；我尊稱他「六公」。）做表演嘉賓；還有我，一個小男孩，打一套「工字伏虎拳」，以博觀眾一粲。
工字伏虎拳是林世榮所創，動作很有連貫性，一氣呵成，那套拳法是他畢生得意之作。（他另外還創有「鐵線拳」。）胡立功和關志國的學武照片，和一班龍虎武師一起，在佛山的黃飛鴻紀念館裏，現在還掛着在牆上，是展覽品之一。
戰後，我家燒臘店不做了，胡關兩叔婿在西環皇后大道西361 號經營「健元堂」。後堂由胡立功中醫師（更是武術師！）坐館看病，前堂右邊賣中藥西藥，跌打酒和補品；左邊賣九江雙蒸，花生油和醬油。我父親一身兼數職，包括理財和採購。
後來父親更多設一項新產品和一項新服務，那就是賣膠卷和照相機，做菲林底片的沖曬放大；生意忒旺盛的。
我家設有一個「黑房」，顯影液定影液瓶瓶罐罐一大堆，還有那些紅色黃色的照明燈泡。我在裏面替我父親做下把，眼看着影像徐徐顯露，對每張照片都有神秘的期待感。那些年的流金歲月，現在回想起來，有無限依戀之意，執筆至此，百感交集，心意難說。可惜父母親如今都已歸天家，想要和他們促膝聊天，回首談點往事，已是不可能的了。
店裏每逢初二和十六，都會得「做牙」，菜式比平時豐富一點，通常會加有白切雞和燒豬肉。夥計和老闆們圍坐一起同吃。那些年，還流行有「包伙食」，每天午飯和晚飯兩頓，有人準時送到。記得我們剛好一桌子大約十二三人，我偶爾會參加，小孩子叨陪末席。我的太公育有九名子女，我公公胡玉堂排行第一（我母親名淑珠是長女，他的掌上明珠）。他弟妹多，所以我叔公叔婆多，舅舅也多，都排一個聲字，昂聲，振聲，濤聲，海聲，什麼聲。好幾個都在店裏幫忙打點，好不熱鬧。前幾年我偶然在杭州鄉下看到殺年豬，近距離直面生與死，儘管那不過是一頭畜生，仍不免深有所感。於是我慢慢動了要寫一點東西的念頭，把殺戮作為一條主線，用砍頭的刀串起幾個短故事連在一起參差對照。事實上，人類文化文明進步，舉步維艱。在文明的面具下，隱藏着恐怖的人性。不論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說得多麼堂皇高遠，總會被當權者利用來忽悠世人。為了選票（和隨之而來的鈔票），軍工/ 經貿/ 財金/ 傳媒/ 黨團/ 宗教，六角集團式互動經營，通過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深耕細作。他們調子拉得愈高，我們愈要持懷疑的態度。
東方誤以為要全盤西化才有出路
西方學術界長期潛存的文明發展史，充滿種族和地域的思想偏見。在西方文化優越論或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熏陶下，西方人一直都以其光榮歷史而自豪。從古典希臘的城邦民主制，中世紀英國的大憲章，近代歐洲的法國大革命，清教徒建立的北美洲殖民地，到現代西方社會揭櫫的自由法治人權和民主選舉，在西方人的筆端下被過度完美化和文明化，並奉此為普世價值，藉着科技和制度的力量向全球推銷其稱霸世界的意識形態，實質還是推行掠奪式殖民主義（甚至是新型奴隸主義）的新包裝。此所以美國能夠以5% 的全球人口，享受25% 的全球資源。
明末群雄並起，天下大亂，農民起義的大西軍，流寇首領張獻忠，據說在四川留下碑石，兩邊碑文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中間有七字，「殺殺殺殺殺殺殺」，所以有「七殺碑」之稱。據說張獻忠立碑，是為了將敵人拉至碑前砍頭殺戮，有所謂張獻忠「屠蜀」，在四川殺了60 萬人的說法。
後人考證，認為該碑的正式名稱是「聖諭碑」，碑文實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南明政府軍於擊敗農民軍後，以聖諭之名，對勞動人民以濫殺來鎮壓叛逆的反攻清算。撇開上述駭人的官民互相栽贓的傳說不管，純粹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一部人類的發展史，真是血漬斑斑。人類對天工造物的大不敬和大褻瀆，對地球萬物的摧殘和戕害，還有人類國家和族群之間的彼此仇恨和互相殺戮，構成的一部所謂「人類文化文明史」，視神明聖靈如無物，不懂物類命運共同和持續發展的真義，才是21 世紀新時代我們要深刻反省的基本問題。
古老的東方，為了回應霸凌挑戰和長臂管轄，曾唾棄自己，誤以為要全盤西化才有出路；迄今仍有人對西方的價值觀念深信不疑全面接收，以為人性的野蠻和殘忍，比如酷刑和斬首，是中國落後的封建時代所獨有。事實是，人類發明酷刑和斬首，古往今來都是當權者以罰懲罪的方法。在刑房裏，酷刑是交流的語言，死亡作為最後的歸宿是司空見慣，痛苦如同呼吸一樣平常。西方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帶動經濟發展，建立軍事優勢，理順政治制度，藉此領跑了幾百年。但西方的一套，不可能是唯一的發展道路。如今中國正迎頭趕上，嘗試重新檢視東方智慧，去蕪存菁，中西結合，取長補短，走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條新路。康有為，他的兩個女兒同薇和同璧，梁啓超、譚嗣同、王五、唐才常，甚至慈禧、榮祿、袁世凱、蔡鍔、王實味他們在我這本書裏面出現的人物，在不同的年代，地位和立場上，都曾在中國力圖趕超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過不同的角色。總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過程艱苦卓絕，曲折起伏，需要吾人冷靜長考。在這方面，如果我的幾個短篇，能夠讓讀者們讀後若有所思，那我已經算是成功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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