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封區防疫，暴露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失衡。上月底的廟街疫區被劃為受限區域，區內人士被禁足接受強制檢測，48小時內完成行動，達致小區清零的目標。隨後的幾次封區防疫，算是成功，近日感染個案已逐漸減少。政府早於大半年前原應已這樣做的防疫工作，拖延時日，經濟損失慘重，這筆賬怎樣算？誰應問責？沒有答案。港人除了搖首三嘆之外，不知從何説起。

其實香港不少舊區唐樓林立，房屋空間狹隘，人口密度大，劏房又多，人員接觸頻密，房屋結構日久失修，衞生條件甚差，後巷垃圾堆積，大環境整體老舊，消防設施成疑，存在大廈食水，污水及排洩管道問題，劏房供電負荷危機四伏。在油尖旺區，佐敦和深水埗區這些舊區，不少是三無大廈，劏房多，少數族裔聚居，黃賭毒盤踞，一般居民教育程度低下，防疫意識薄弱，對信息了解不足，而且由於生活所迫，大部分人從事地盤，餐飲，搬運，司機，派送等高強度及容易受到感染，兼且難以保持適當社交距離的高危工作。估計全港劏房人口約50萬，其中接近7成，居於上述位於九龍西的幾箇舊區，人口密集程度是全球之冠。生存環境之惡劣，思之令人心酸落淚，黯然神傷，扼腕不已，是港人之恥。

特區政府一直未及重視解決房屋問題，市場過度放任欠規管，讓發展商及業主為所欲為。這些舊區一旦出現確診個案，病毒極易傳播，抗疫極難有效推行，是成為疫情重災區的硬核原因。

特區政府缺乏抗疫防疫及消毒殺菌的全盤方案，是由於24年來對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和良政善治本身缺乏全盤方案。現時的防疫規定，對舊區房屋的全盤理解明顯不足，存在誤判。針對舊區的房屋特點，未能因地制宜，既不能及時激勵公務員士氣，號召跨部門投身於抗疫，對市場及社會兩方面的動員又明顯不足，僅靠少數幾個專家拍腦袋高談闊論，港人早已對此詬病多時。政府原應老早就與業界商討舊式樓宇的管道是否存在傳播風險，研究及時更換管道系統是否可行。與新樓住宅的空間布局不同，考慮到這些舊區密度的特殊性，因而傳播風險高，一旦出現確診，政府應該提前預留隔離的臨時安置場所，劃定防疫檢測及隔離範圍，以街區為處理單位，而不是以單棟或同座向為處理單位。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貧富益發懸殊及分配不均，已非今日始。當貧富差距已不僅是住房大小，能否上車和供樓負擔問題，而是成為社會不公平，無公義，進而威脅到市民的住房安全及人身健康時，特區政府就要及時重視，切實改善，不然下一波疫情還會捲土重來，問題就像乾柴堆積如山，一旦遇上火種，即可燎原。高官們久居社會上層，離地加上高薪就少有作為，遂成被動貪腐；懶政是少做少錯和戀棧權位的表現形式。

其實政府應同步落實管理職能和服務職能（以服務市民為目的），應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而非所謂積極不干預），應加強社會體制的建設，改革和創新，以民生為本，共建共享（賦權賦能於區議會和NGO等機構並積極監察其服務市民的表現）。

政府應怎樣與市場及社會三方互動，以有形之手（政府），無形之手（市場）和市民勤勞之手（社會）形成合力，同向而行，怎樣進行深刻的社會治理改革，怎樣做好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和綜合施策，估計以現時特區政府的水準而言，高官們對這些概念可能根本不懂。

從來高手在民間。政府一定要放下身段，走群眾路線，虛心聆聽。估計高官們或要補課，或要換人，或要減薪。港人如果能夠從過去14個月來抗疫防疫的痛苦體驗中汲取教訓，猛然驚醒，亡羊補牢；蒙受的經濟損失，就權當學費，儘管昂貴，或不致於全部報廢。

港人不期望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能夠先天下之憂而憂，以社會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但高官們既在其位，總要做點事，總要有表現。港人從「抗疫強制封舊區」的過程中，看到古時朱門酒肉臭和路有凍死骨之間，正是榮枯咫尺異，長嘆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艱，惆悵難再述。寄希望於特區政府，急而猛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