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面臨轉折，很多人都關心「愛國者治港」的領導集體何去何從，怎樣才能夠為香港特區找出一條真正的出路。

港人對特區政府的領導集體的心態和方法十分關心，有不少期許。如果能夠集合精英各方面的才華、人脈、長處和經驗，一定能夠有新突破。關鍵是團結精誠，官民齊心。如果領導集體各方面的優勢能夠全部集中起來，這才是香港特區之福。因此關鍵不在個別愛國者的自我能力，而在集體領導的綜合能力。不分陣營，協商合力，職位雖不同，心志應一致。這不是陳腔濫調。心態和方法改變過來後，一切都會不同。

民間對今後香港特區在愛國者領導集體的帶領下往何處去，眾說紛紜。各方分析深層次矛盾應如何解決，已經多有共識。回歸25年了，今後不可再蹉跎，這已經是大部分港人的共同期望。究竟應該怎樣理解香港的深層次問題？與其寫數十萬言，洋洋灑灑，182年再說從頭，不若提綱挈領地指出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核心是因為缺乏對「一國兩制」的實質是「在一國主導下踐行兩制互動」，這個深刻理解。

行政主導即是由公務員隊伍主導，尤其是政務官主導。因着過去三年過渡期發生黑暴動亂和新冠疫情，暴露很多帶根本性的問題。行政主導這一面，由於政治生態的變化帶來不適應，導致公務員服務市民的心態和士氣低落，如不速改，有機會進一步導致施政效率墮落。關鍵是怎樣恢復行政主導以提振公務員士氣，立法會配合政府，積極有為，績效為先。如是，市民眼晴雪亮，一定支持政府正確施政。

18萬公務員現在瀰漫着一種心態，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誤以為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方式反而更好。這是走回頭路，極不可取。關鍵問題大如房地產政策和居住環境問題，只是技術問題，政府的心態和方法才是問題。過去自以為行之有效，積極不干預的政策，其實際效果是大財團話事，有錢佬話事，已是無人不知。所謂覓地起屋問題，大龍鳳搞了多次，說來說去不着邊際。對於新界北怎樣發展，有關農地、祖堂地、棕地，甚至貨櫃碼頭、軍營、填海等問題，流於噴口水，空談誤事。例如交椅洲填海，把9個貨櫃碼頭全部搬去，騰出寶貴地皮建屋，又例如祖堂地共約2400公頃，有關的新界條例需要原居民百分百全部同意，才可收回。立法不配合，一些過時的規範被用作藉口，覓地建屋貌似動彈不得，其實是作繭自綁。又例如不少公屋由於時代變遷，有相當一部分已經人去樓空，是否可以由政府立例收回，改為養護老人的院舍？再例如私樓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粹的私人樓宇，另一種是所謂港人港地，方案提出已久，但總之難以推行。多少年過去，各項政策成為一堆堆文件，束之高閣，缺乏連續性和前瞻性。本人前後出任中央政策組兼職顧問多年，冷眼旁觀，大有「何堪萬字平戎策，換取鄰翁植樹書」之嘆。5年前，中央政策組更被廢止，20年的鑽研，一朝中斷。

2017年，特區政府曾公開承諾，未來5年將分別有1.5萬公樓及1.5萬私樓推出市場。可惜由於形格勢禁，承諾並未兌現。說來說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城規會、環保、保育、郊野公園等各種理由，不同原因，客觀現實是互相傾軋，一本通勝用到老，自詡行之有效，並無先例，程序優先，以各種堂而皇之的藉口維護大型發展商的利益。於是從發水樓、迷你樓到納米樓，充斥一時，金錢至上，最終造成安老院及護老院等社會設施及服務水平嚴重不足。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五波新冠疫情突然來襲，特區政府在老人服務倚賴市場力量和公私醫療體系互不協調等方面的千瘡百孔，亦遂暴露無遺。

香港是國際城市，有大量外國族群在此安居樂業，依次主要是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例如韓國就有大約1.5萬人。外傭主要來自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共約30萬人。外傭對香港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貢獻良多，但從來沒有長遠計劃，為他們在周末工餘時候的憩息安排有任何打算。又例如私營醫療服務水平堪稱世界級，但公私分明，河水不犯井水。私營醫院以牟利為目的，目中有錢無人，在抗疫防控的節點上，可以袖手旁觀，銖鈿必較，非讓政府以公帑買床位。

特區政府效率低下，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做，查實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在「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之間，爭拗不斷，糾纏不清，何謂封城，何謂禁足，議論紛紛說不清。

總而言之，特區政府要有集體領導。「愛國者治港」團隊的集體領導，應團結一致集大成。關鍵是要對民意民情洗耳恭聽，集結所有愛國護港的精英共同努力。港人並不單獨期望任何個別人物可竟全功。關鍵是要團結精誠、親和貼地、群策群力、同舟共濟、放開矛盾，理想一起去追。這樣做，才能夠重新煥發「獅子山下精神」，在五十年不變的下半場，重新譜寫不朽的香江名句，為2047後的「一國兩制」作出堅實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