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國共分裂。同樣是為了救亡圖存，國民黨代表富人階級，共產黨代表窮人階級。對於治國的理論和制度，道路和前途，有極端不同的看法，水火不容，兵戎相見。

國民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清黨，濫殺濫捕共產黨人。共產黨起而反抗，進行武裝鬥爭。先是南昌起義，然後秋收起義，繼而上井岡山打遊擊，在江西成立蘇維埃政權，以農村包圍城市。

共產黨建黨初期，承襲西方18世纪以來的民主概念，決定事情時都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共產黨在政治和軍事鬥爭的過程中，決定領導人的時候，曾經有過幾次重大轉折。1928年，當時3000多名共產黨員來到贛南閩西，被國民黨軍圍剿，喘不過氣來，陷入低潮，思考今後革命的道路能不能走下去，有人懷疑紅旗還可以打多久。在一個會議上，按照當時流行的一貫做法，要投票選舉誰當領袖。當時在陳毅和毛澤東之間需要作出選擇。選舉的結果，陳毅取得大多數票勝選，毛澤東敗選。陳毅趕往上海的黨中央在地，向周恩來匯報。周和陳一同研究（周是陳的領導）這選舉結果。周引導陳：毛澤東的理論水平和領導能力如何？陳毅是一個真正要為革命獻身的人。他承認毛澤東的確比自己更勝一籌，無論在戰略水平和指揮能力方面都如此。周恩來說，如果這樣理解，那麼這個選舉的結果是錯誤的。那怎麼辦？後來終於通過以「中央來信」的方式解決。陳毅來回蘇區和上海之間，走路走了一個多月回到革命根據地，1929年古田會議把自己免掉，恢復毛澤東作為第一把手的地位。那是共產黨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民主選舉選出最高領導，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做出的決定，最後被推翻。

後來進行了長征，途中有一個遵義會議（1935年）是重大轉折，經充分激烈爭辯討論後投票決定，擺脫共產國際的掣肘，確立毛澤東進入最高領導層，撤換共產國際的代表李德，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張聞天及王稼祥共同領導，最終勝利完成下半段更艱苦的長征。

此外還有一個苟壩會議。當時林彪作為軍事天才，有相當的威信。在苟壩會議上，他提出要進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得到了一系列紅軍將領的支持，但毛澤東獨排眾議，洞悉這方面的危險，堅決反對。雙方爭持不下，共產黨高層會議，開始了歷史上第三次以一人一票選舉的方式，決定是否要打鼓新場。投票結果是20比1，毛澤東大敗。毛澤東徹夜難眠，認為這樣做將會亡軍亡黨，革命將會走向失敗。他和周恩來通宵長談，一直到次日下午。最後得到軍事情報，知道原來蔣介石嫡屬部隊，一如毛澤東所料，正向他們集中圍剿，證明了毛澤東的判斷準確，因而取消這個20比1的決議，及時否決進軍鼓新場的計劃。

共產黨建立的民主集中制，是實踐經驗的產物。做專業決定的時候不能夠以一人一票來表決。從蘇區到長征到陝北，一路走來，95年一直發展到今天，共產黨在建黨建軍建國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出全過程民主的一整套理論。因為歷史上多次證明，真理往往掌握在極少數聰明的，有遠見，有眼光的人手中。普通的人往往是多數。當然我們要反對這種好像輕視群眾的思想。如果說少數的聰明人通過投票機制往往非要服從多數的普通人，這個說法當然比較片面。但是多數的普通人都是非專業人士，靠多數的普通人來作出專業的決定，這裏面有極大的問題，這做法十分危險。

例如6年前英國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盟，當時牛津和劍橋的專家教授們分成兩派，有一些認為脫歐好，另一些認為脫歐不好，甚至諾貝爾得獎者有好幾位都爭持不下。這個重大的關乎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問題，交給英國的老太太，年輕人，保安，的士司機等普通人去投票做決定，作為政治家這做法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英國脫歐的投票結果是51%贊成，49%反對。英國脫歐到底是對或錯，說不清楚。如今英國正式脫歐已两年，英國人還在爭論不休，問題層出不窮。

台灣去年有四項「公投」，包括恢復核四，珍愛藻礁，反萊豬進口和「公投」綁大選，都關乎民生民權的重大問題，交給台灣同胞一人一票去表決，這也是極端危險的做法。投票的結果現在大家都清楚，全部被否決，因為民進黨操控輿論民情，其實是藍綠顏色之爭，環境保護和公共衞生的民權民生利益被漠視被犧牲。

又例如2019年武漢決定「封城」。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交由武漢市民去表決，這個封城行動一定做不成。一旦失控，全國人民遭殃，參照美國的現實，染疫死亡人數可以高達百萬人，屆時便會出現大亂。

所以，共產黨在發展全過程民主這個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因素。一路走來，中國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摸索中前進得出的寶貴經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施政成績斐然，全國人民擁戴。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中國政府作為人民的政府，不代表個別集團的利益，而是以全中國各族人民的綜合長遠利益為依歸。

筆者早前已為文介紹過全過程民主，本文無意重複。綜合而言，民主集中制是全過程民主的體現。全過程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充分聽取全體人民不同階層各方面不同的意見，但最終決定權還是要掌握在少數聰明專業的代議士手中。這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機結合，十分重要。民主制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斷動態適應，及時調整。

有關投票率問題，過去香港的歷次選舉投票率在30至40%之間，西方媒體往往以此來說事，指責香港的投票率低是不民主的表現。其實紐約市的議會選舉投票率只有20%，洛杉磯議會選舉投票率亦只20%，歐盟議會選舉投票率22%，倫敦市長選舉23%，東京議會選舉近年最高的投票率也只有38%。西方的雙重標準已是司空見慣，不會認為自己有錯，只會堅持輸出自己的一套自以為完美的民主制度，強加於人，甚至不惜動手打人。

中國面對奧巴馬和特朗普的極限施壓和長臂管治，還有拜登的兩面三刀，過去9年來克服種種困難，其中有7大方面成績斐然，證明民主集中制的全過程民主，以無可辯駁的績效證明他的正確性，實用性和可塑性。這7大方面是貿易、科技、國防、太空、經濟增長、生態保護和脫貧攻堅，證明中央的領導集體符合全國人民的整體長遠和綜合根本利益。

在企業而言，如果一個董事長或一個行政總裁，證明他工作能力高強，能夠帶領企業不斷取得成功，不會有所謂任期的限制，持份者一定會擁戴他，讓他繼續做下去。例如台積電的張忠謀和華為的任正非，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但台積電和華為的員工不會愚蠢到不讓他們領導公司的團隊持續發展。企業领導尚且要講延續性，何况政府领導集體？

政府換屆有既成制度。香港現在正處於關鍵的戰略窗口期，特首換屆的過渡安排亟宜慎重，尤其是內有抗疫防控的工作尚未完成，外有地緣政治的動盪需要預防，如果候選人是眾望所歸，那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運作典範，適應香港特區當前的獨特環境。對選舉委員會來說，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法國這兩天進行總統選舉。根據外電報道，法國人民十分糾結。因為俄烏戰爭造成重大衝擊，法國人對於當前的民主選舉相當懷疑。根據民意調查，大約有30%左右的選民有疏離感，並無意欲投票。估計後天將會知道馬克龍能否連任。法國近期追隨美國通過北約向俄國施加極端制裁手段，和法國大選形勢密不可分。在動蕩的國內外環境底下進行一人一票的總統選舉，法國政局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度，極難預估。今後一段期間，北約各國領導人的相繼更迭，要慎防極端民粹主義抬頭，或會對目前歐洲俄烏戰爭形勢帶來極大影響，可左右大局，動盪不安。人民失去的將會是繁榮穩定及建設發展的和平環境。

港人如果能夠理解我國的民主集中制是怎樣發展過來的，在踐行的過程中有什麼優點或不足，就能夠排除對共產黨的誤會。西方標籤共產黨沒有民主，是專制的甚至獨裁的，這些都是錯誤的概念。過去25年，中央對香港特區關懷備至，不時出言提醒，近年非不得已，惟有出手引領。凡是客觀冷靜的香港人，到此時此刻估計都已深有感受，備受感動，心存感激。

中央政府是真心關懷香港特區，希望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在實踐中能夠取得成功。但老實說，過去25年中央歷次對香港特區政府的評價，從來沒有說過香港是「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範例。反而澳門特區就屢次受到中央政府的讚揚。

香港特區領導需要及時反思自身的責任，是否辜負了時代對我們的期望。當然，評價香港特區是否成功，一定要在歷史的尺度範圍內作客觀的掂量。必須承認，香港在回歸前後一段時期，為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作出過相當的貢獻。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特區750萬人民不應妄自菲薄。過去40多年，香港推動了深圳的誕生和成長，這是時代的功績不可抹殺。過去3年出現的曲折，港人走了彎路，只是一個頓號。在發展的過程中停下來想一想，舉目四顧，思考一番，弄清楚究竟應該怎樣往前走，也未嘗不可。深圳特區從一個只有1萬人的漁村，發展到如今人口2000萬，GDP總值高達3萬億元人民幣的國際大都市，這是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深圳現時人才薈聚，在高端製造業和高創新科技及智慧城市建設各方面都首屈一指，令人矚目。香港特區不自覺地其實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因為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好壞經驗供深圳特區就近參考。

時不我待，刻不容緩。現在是時候香港特區重新醒覺起來，抖擻精神，繼續上路。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上能夠解放自己，放下一些所謂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尤其不要再單戀西方一人一票選舉制度。那是錯誤的理解，畸型的誤會。如果明白到什麼是民主集中制，在實踐過程中了解到什麼才是對香港特區最有利，就能夠沿着中央的既定國策，響應國家的號召，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努力，幡然覺悟，驀然驚醒，從頭再來。等如龜兔競跑，兔子睡了一覺醒來之後，如果奮發向前，一定可以重新追上。

「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區和香港同胞最大的機遇，要能夠深刻領會。特區政府由愛國者組成治港的團隊，一定要在這方面用香港人能夠輕易容易、清楚理解且明白易懂的語言，把這個道理說清楚。寄厚望於下屆特首候選人李家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