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憑著對理想憧憬的追求前扑後繼地創造了自己的歷史，歷史的創造是紆迴曲折的，而且往往更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所形成的。這說明了理想雖然是人類歷史的主觀正能量，然而能量始終需要放到客觀的歷史容器之內方能體現其能量及規模，歷史可以說是客觀地把理想來量化的一種「度量衡」，同時亦把其他客觀因素羅列並展現出來供後人總結分析以至籌謀推演。

歷史上不乏良好的意願但卻往往跟結局事與願遺，不管是那派的形上道德理想或那類有形並具可操作性的顯學（或方法論），不過，始終必須要能符合特定的客觀環境方能有效。儒學能夠縱橫馳騁於中國2,000多年至今尚有「殘餘物」留在中國人的文化習俗裡，這單憑理想的種子或良好的意願決不可能辦得到的，這是客觀環境的「水土」問題，否則歐美及大洋洲都早已經是儒家的天下！

能夠推動歷史進程，理想必須要透過有效合適的「工具」或合符時宜的背景，所謂「工具」就是一種種的合時合宜的博弈算計。在最近的烏克蘭便正好是顯現這類案例的上佳材料！首先是烏克蘭人有了追求「脫俄入歐」的理想（不管受到了多少西方勢力的持續撥弄），以暴力這種博奕手段推翻了現政權而最終實現了理想（或第一階段即推翻了當權的親俄政權理想）。如果沒有下文，這博奕便算是基本上符合了理想的素求，然而歷史暴露了這樣的博奕手段並不符合客觀特定的現實，結果是落得了失去克里米亞而又得不到歐美的實際利益（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而更多的危難尚在後頭（比如內戰），造成了有可能被俄羅斯「亂而取之」的全面吞併（或親俄代理統治或分裂成眾多邦國）。然而，這一切都在說明了理想不符合客觀現實的問題！「西方孫子」馬基雅維利並不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提供的方法論似乎都不表現在「脫俄入歐」的理想主義者的行動上：對於弱勢政權而言，第一，不要攀附於外國勢力（即使是招惹）；第二，不要依賴僱佣軍（特別是國外的）。理想缺乏對大環境的客觀認識，不僅變成了Thomas Moore筆下的烏托邦(Utopia) ，更把己身變作了巨獸弱肉強食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