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像是星架坡這樣的一個亞洲國家，李光耀的心德是秩序與法律，二者更是缺一不可，並且秩序要先於法律。失去秩序的地方無論法律內容是參照何方都只能是空談。這往往正是李光耀被西方國家垢病為「不民主」的地方！星洲沒百份之百按西方民主模式「複製貓（copy cat）」來經營卻得出優良績效，這是不是亞洲人缺少民主意識或者改良民主更為適合？

我看下藥得先判症，生搬硬套任何一種政體都只能是丸石亂投。理想不可能是一廂情愿，任何一種政體的套用都必須要符合套用地區的客觀現實，更必須明白身處環境的歷史階段與及週邊地緣政治的態勢，這就是我常說的理想與現實的博奕條件。如果我們深入了解一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及比較一下當時『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一般稱‘Comintern’）』的主張，你會驚覺同一張的「標籤」內容竟原來是那麼南北轍的。1935年的《遵義會議》就是結束這二種路線爭持局面的具體終結點，結果是毛的結合中國特式的共產主義內涵推翻了以博古、李德及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領導權，結束了脫離現實的正統蘇維埃共產國際的權力。

雖然李光耀和毛澤東在意識形態和博奕處境極盡不同，但這二位大師級人馬所行使的邏輯或者方法論卻不約而同地有著罕有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就是他們俱懂得把意識形態理想與現實結合起來進行博奕。博奕是要『致人而不致于人』把主動權爭取過來實現下一輪的博奕鬥爭。

李、毛當然並非『教條主義』或『原教旨主義』者，甚至有「修正主義者」之嫌。西方批評李光耀、蘇聯不滿毛澤東那都是自然不過又必然會發生的事情，神壇上的教主豈能替不純粹的信仰者（或「修正主義者」）的成功而喜悅？這種正統的壓力，「修正主義者」必須是要能承擔得起的，而且更要有高強的博奕技巧來扳平輿論。

香港的核心強項我看主要有二個方面：第一是港人對社會秩序的自覺性；第二是港人對社會法治的遵循程度。二者其實都可以籠統地概括為港人對社會秩序及法治意識的優良素養。這是香港的賣點也是環球競爭力之所在（對不起！不是赤立角機場的航班容載量、不是國金大廈的高度、不是翠華茶餐廳的奶茶造得如何的滑、不是我們的英文「程度」比國語好、不是曾被名牌殖民主義國家統治過的那份「優越感」、不是有自由對執法人員來具體的「家庭問候」、不是捕風捉影被撥弄去作無限上綱質疑「言論自由」已受打壓、不是全球獨有的動輒表達對社會不滿的大型遊行「嘉年華」、不是被政棍哄去「愛與和平」以違法取代合法去佔領甚麼那份缺乏獨立思想的自由、…尚多「錯體競爭強項」恕難盡錄）！

雖然港人的核心強項正在受到各類錯體庸俗偏見的沖擊，然而我相信港人精英的視察和分析能力仍是銳利的。特別是「嬰兒潮（Baby boom）」出生的港人不易受騙，他們經歷過二戰後遺所帶來的生活壓力、國際陣營於冷戰博奕中釋出的自我定位選擇、國共關係變化在香港影響力的此消彼增表現（50、60、70年代）、英國國際影響力的加速消減（二戰前後）帶動殖民地政策改變而對民生的影響、中國調整路線改革開放對香港競爭力在實質博奕的重新定位、彭定康所埋下的議會制度及其延伸的影響。港人亦從未曾是政策的制訂者，然而卻是直接的受眾，「智者千慮」或能多少窺得未來，「愚者千慮」或能體驗當下，對政棍「畫餅充饑」式的政治素求（如被挑撥要爭取看基哥的「期貨」電視節目、脫離法治常識無限上綱式叫囂「新聞自由」、龍獅旗非法硬闖（佔領及沖擊）主權國的主權體現（軍事範圍）、使「佔X」式非法手段刻意破壞既有法治及秩序好作奠定社會混亂常態化的邏輯基礎…）有所洞悉，港人並非都是儍瓜，至少很多人看得出那些「畫」出來的「餅」並不可能「充」我們的「饑」，反而使香港的競爭力、感知價值(Perceived value）持續暴露在「飲鴆止渴」的風險中而每況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