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知識份子群體之中興旺，這種思潮認為，如果給予個人充份的自由，任他們做自己喜愛的事情，每個人都會變好，並認為這就是人類的完美狀態。

然而個人權利的急速膨脹卻對整個西方社會造成了損害甚至倒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在保守勢力和自由主義思潮的碰撞下，產生了社會共識的嚴重撕裂。最能具體地表現出來的要算是通過越南戰爭，民間的反戰意識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客體表現。藝人珍芳達（Jane Fonda）甚至出訪北越，拳王阿里（Mohama Ali）寧願坐牢也拒絕服兵役開赴越南，反戰民歌手紛紛站到台前如卜戴倫(Bob Dylan)（反戰民歌代表作“Blowing in the Wind”）、鍾貝茜（Joan Baez）等頻創作出反戰歌謠（見《自由的版本（2）》），各州大學生反戰活動不斷升級甚至與國民警衛軍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反戰集會盛況空前不下於《阿甘正傳》那幕在首都華盛頓的數十萬人集會。

事實上美國政府當時的確上了很深刻的一課，這種澈頭澈尾的自由主義激情令到美國社會無法凝聚共識並導致了個人權利往往大於國家利益，加上許多家庭在越戰中痛失愛兒、丈夫和父親的切膚之痛，美國社會陷於嚴重的分裂。正如接受過西方高等正統教育的李光耀說：『如果你所處的社會崇尚自由主義，充斥著多樣化的意見和不同的思想，充斥著各種噪音和騷動，我也不認為這種自由主義能自然而然地推動你成功』（“U.S. Holds Key to Asian Security ”by Lee Kuan Yew, Reuters, May 1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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