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的版本十五》里，我設項了三種動機的可能性，這不僅是會出現在所謂「佔中」，也可套用到大部份目前香港出現的所謂「公民抗命」的範圍內。（一）無知的胡鬧；（二）扯扯中、港的快速融合經濟步伐後腿（注意：這是"Economic sabotage"的敵我行為）；（三）“Kelly's” Model。

我在《自由的版本十六》指出於去周五企圖衝佔立法局及內、外阻攔當日有關會議的行動可以是視為同一個事件，衝擊（包括「拉布」）會議是策略的引，成功佔領立法局則是策略的目的，爭取社會影響力才是果實。然而在整個過程而言，上述三種動機都有。

對「攻方」來說，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主張卻並未有放到首位或者說，過份側重佔領的暴力行為，「角力技術」成為了改變原來自我定位的缺陷，這樣就算理念如何崇高都會自我塑造成為了妨礙社會安定的一種「無知的胡鬧」。

我相信一般有收入、有飯吃、有家庭、有屋住、有合理生活素質的香港市民不一定樂意見到動亂場面。事實上這已經不獨超過了「被迫害者」合理爭取訴求的自由，而且還很威脅到其他市民的既得利益（主要是動搖到社會安定），這變了示威者把新界東北居民推到與非東北居民的整體利益矛盾「刀口上」。因此這種不以弱示人而以暴示人的抗爭總路線是一種錯誤的博弈。

社會運動必須要有廣大民眾的響應，而要得到這種支持首先絕不可以只聚焦於某個社會階層或團體的利益，更不可以拿大多數人的利益來換取較少數人的利益。歷史上不乏此類失敗案例，其中闖王李自成早於清兵滅明入京稱王，卻反而被「非我族類」的滿清掠奪去了勝利的果實，其核心因素就是將其隊伍的利益凌駕於整體社會的利益，這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馬背上治國」的通病。

正如克林頓在1992年贏得國民共識而當選總統的口號："It is the economy stupid!" 或奧巴馬的“Change” 都是策略上有的放矢而切中整體民意共識要害的智慧行為。毛澤東也很端正很客觀地做過十分多詳盡的分析，如《中國各階層的分析1926年3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等，否則他不可能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把理據分析得如此鉅細無遺如此綱領式？

當然，把這些政治大家扯過來比較是真有點兒竊瀆和冒犯。然而若非如此難以讓大家馬上比對出何謂「無知的胡鬧」！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