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來西亞工作時，有華僑說：「台灣人都是假情假義，香港人卻是無情無義」。換句話說香港人是現實得連「假情假義」都懶得裝，乾脆就表裡一致現現實實。香港人在這種極度現實的社會文化氣氛當中，企業中有理想而且出色（有目標而來當然是拼搏出色）的員工當掌握了公司的業務規律後便實行「三汲」（一汲客戶及生產的相關資料，二汲各個崗位中有用的同事，三汲你的工資「以戰養戰」），然後當然是另起爐灶自立門戶，正如林語堂說：『人生我，我生人』，今天的你便是明天的我！

這便是社會現實，香港人基本上都明白及接受「出得嚟行預咗要還」的這種「因果循環」潛規則，然而這只是在反映香港過往的現實。香港人特別是年青又普遍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代，在「公投」和「7‧1」遊行這二大指標性的社會活動中已清楚反映出社會主流文化已由以往信奉現實的「金錢拜物教」改信奉不現實的「民主自由原教旨」。

今天香港市民為何從「拜物主義者」僅在十年八載之間一躍而成為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主義者」？上二章我已指出了主要是香港社會愈來愈少發展空間予年青人，儘管那些示威抗議的學生叫囂得尖銳而且「出位」（例如：「香港事香港人自己管」、「不要共產黨治港」之類的帶有強烈「港獨」色彩的口號），到目前為止從本質上而言，我認為仍還處於社會矛盾的階段而並非甚麼敵我的政治矛盾。

對金錢物質的傳統渴求，對娛樂八卦「新聞」的強烈興趣，卻沒有政治觀、歷史觀、國際視野素養作基礎的香港人，若真的要搞甚麼「港獨」（雖然是一次比一次的言行強烈，然而這只是反映著缺乏約束而已），我不認為港人有這種底氣（實戰加理論基礎）！

只要細心想一想，佔中行動尚需要以「愛與和平」的包裝來聚眾而不像利比亞人在Twitter赤裸揚言以武力來推翻卡達菲政權，那你便明白受眾對於社會運動的理解程度有多大了！政治上的矛盾從來都是真正的零和敵我矛盾，敵我矛盾是絕對主義的事情，當中是沒有灰色地帶甚至只有『你的死亡便是我的重生』，有的只不過是鬥爭階段需要而力量投射的程度。香港50年代國民黨發起的暴動和6、70年代共產黨發起的暴動就是屬於這種敵我矛盾範疇。

要搞敵我矛盾便必須要準備為主義而犧牲生命、家人及一切（那能被拘捕後嫌冷氣過冷或伙食不佳這麼笑話？），而且這絕對是條不歸路，若真的要歸便只有二種形式，一是「馬革裹屍」式的；否則就要戰鬥到底直到「革命」勝利，該還包括保證不會被人纂奪去革命的成果而功虧一簣（孫中山都未竟全功）。

正如當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美軍最高統帥H. Norman Schwarzkopf將軍輕藐地形容對手薩達姆說（大意）：『他喜歡整天拿著槍到處跑，但他既沒有西點的學歷，亦從未親臨戰場作戰甚至負過傷…』。這句話其實也可用來形容那些「公民抗命」或遺法抗命的年青人對他們正在進行的「革命」事業那種一無所知的程度。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