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自殺只是一種反現實的極端，然而薛弗西斯也無法通過自殺手段來終止其受「永罰」的痛苦折磨。同樣地學生們在面對沒有前途的前途，亦要像薛弗西斯那樣無奈地踏上，那種死不去活不來的無寥處境確實是很「薛弗西斯式」的。

神和人的一種明顯分別在於除了大家都受到宿命論的主宰之外，人還同時可以運用自由意志來嘗試改變宿命的主宰。薛弗西斯所不能辦得到的事，我們這群學生卻可能憑自由意志而一改宿命。

目前學生們進行的公民抗命就是這種自由意志的「產物」，透過示威遊行違法抗爭，學生們把本位的困惑釋放到社會運動（或所謂政治運動）中去。憑著社會運動這個「代理平台」來爭取廣大民眾支持。跟政客玩的手法差不多，都是把本位利益放到一些較「恢弘」（或空泛）的社會或政治理想議題框架內而不採取直接訴求。

社會情緒的「恢弘」框架那自然是以特區政府及梁振英為首靶，順滕摸瓜更上層樓抽北京的水。拼入社會情緒框架而不坦露本位利益是這群知識份子的高明之處。本位利益被悄然無聲地偷換成社會利益甚至被推高到政治因果關係的概念上，這種美國政黨爭權奪利的慣常手法一般港人並不容易能分辨出來（這群知識份子固然是有「高人點路」） 

不過，如果說只憑這些年青的知識份子這種偷換概念的智慧和隱蔽起本位主義訴求而導致社會抗爭的不斷延續和擴大，這也許有些欠缺公允亦片面誇大了知識份子在運動裡的重要性。

從狹義上去說，這群年青學生相對於他們的父母、學長和前輩儼然是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他們既沒現在和過去（過去及現在的物質費用都是家長的）也沒有將來，這種一無所有反過來說對學生們有一種好處，因為既沒有成本的包袱，任何能改寫社會秩序的事都是有利可圖的。

從廣義來說，小知識階層（學生、中、小學教員）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範疇。小資產階級的特點是革命動機並非純粹是為了實現革命理想，他們主要是因不被社會眷顧而產生『瞻念前途，不寒而慄』（見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有感於邊緣化而萌生徬徨而已。在政治範疇而言，小知識階層不過是被「迫上梁山當好漢」，他們並不會輕易去擺脫狹隘的本位利益，因此並不可能承擔拉動革命（或社會運動）的火車頭。

假如，我是說假如政府能擺平我在第二十七章所列的六大命題，我看這群面對「薛弗西斯式」前途的年青人極有可能一下子成為最積極桿衛特區政策的人！當然愛屋及烏也將變得愛國甚至愛起黨來！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