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封建主義之所以在歷史上無以為繼而最終要被資本主義取代，其中一個很主要原因是封建主義愈來愈不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最後更成為了社會利益的嚴重障礙因此終要被歷史所遺棄，這也是其被稱為「反動」的原因。

無論中外，封建主義的核心禍患正就是世襲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無論你有多少才幹，若果你不是「老板」的兒子或是王親國戚的話，你將永遠無法往上游，相反無論這些帝王貴族的後人有多麼的「白痴」，權力重心仍舊是「授於天」由他們世代相傳。這樣的制度下，有才幹的人要往上游只能看準機會選擇以暴力革命方式來「推倒重來」或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來掌控權力。然而無論以那種方式來表現，都只說明了封建主義這種致命的缺陷。

18世紀歐洲世襲貴族為了要具體有效地繼續維持封建統治，避免給法國大革命牽起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和英國阿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等進步思潮在意識形態上及具體行動上動搖封建統治的權力根基而被迫解體的威脅，遂創造了一種稱為『社團主義』（Corporatism）的改良構想（註一），這其實就是一種延續封建統治的舊酒新瓶。

社團主義簡而言之就是把整個國家以利益集團來劃分，換言之其邏輯和分封諸侯在實質上沒多大分別，只是修改了稱號而已。這些政治代表（利益團體）裡的雇員及其活動必須受到這些政治代表的內部司法約束（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這就形成了一種封建王朝的國家統治新模式，不過社團主義真正能得到「臨床」實踐卻始在20世紀的意大利，當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掌控了意大利後，他把社團主義的要義結合到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上。然而當二戰結束，社團主義仍始終未能獲得充份時間來驗證其有效性。

二戰後，由於社團主義的核心意識確實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新社團主義」遂應運而生並且負起了延續封建主義時期社團主義的「任務」。新社團主義的具體操作基礎是由工會、私營資本（公司）和政府三方協議作為制約主導。這種協議是為了更「公平」來分配經濟生產利潤予社會上的成員，並且在經濟動蕩時期能通過協議來作全面調控局面避免了流血革命。坦言之無論是那一種的社團主義，實際上就是以一種階級合作來避免階級鬥爭動亂出現的統治手段。

原始的「理想」社團主義和其理論繼承者新社團主義（以及批評者）都肯定社團組織在影響政府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正就是「政府宿主」誰屬或誰在主導社團的關鍵問題。在日本，表面上是『通商產業省』控制著大局，然而真正的幕後的主導權卻落在各大財閥的手中。在美國，因應民主選舉制度，企業採取政治說客的遊說手段。

2006年獲諾貝爾獎的美藉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書中說：『這種新社團主義扼殺了經濟活力，不利於培養敬業態度、加快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機遇和包容性。新社團主義保護那些缺乏生產力卻有背景的企業，排擠有活力的新企業和局外人；追求消費、社會保險、救助等目標，不重視培養敬業、創造和探索的生活態度。今天，航空公司、汽車製造商、農業公司、傳媒公司、投資銀行以及很多其他產業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極其重要的部份，其命運不受自由市場主宰，都以「公共利益」的名義獲得了政府的援助。社團主義的成本無處不在，破舊的企業儘管已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仍然可以存活下來；生產增速下降導致經濟僵化；缺乏敬業態度和工作熱情；年輕人缺乏發展機遇；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導致自身破產；財富愈來愈嚴重地集中到少數能夠在社團主義交易中佔據有利位置的關係人士手裡。』

雖然以上文字有令人煩悶的地方，然而不作解釋不足以讓我們明白社團主義模式如何成了資本主義現代宿主的現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97英資撤退而被「鬆了縛」及「增了磅」的香港「民族資本家」業已成為了不言而喻特區內的新社團主義者，這是否像潘多拉魔盒（Pandora's box）那樣惡事統統出了來獨只有希望出不了來？確實值得港人深思。

- 待續 -

註一：社團主義的主要構想人（Adam Müller）為19世紀奧地利貴族梅特涅（Von Metternich 1773-1859）的顧問。梅特涅聯合歐洲封建勢力在戰勝了拿破崙之後復辟歐洲封建統治勢力，史稱『梅特涅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