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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主義』，這是毛澤東形容民族資產階級這種『矛盾惶遽狀態』的投機本質。事實上商人本就是一種投機動物，假如商人有一天再也不「投機逐利」，那就不能再算得上是一個商人。我有位成功的商界朋友他也算得上是對政治有所抱負，然而當我試探地建議與他合辦一份報章時，他著眼點卻首先是從商業投資回報的角度來看待困難，而不是社會影響力等意識形態，因此我認定了這位朋友也不過是位政治『葉公』而已只宜清談。
能達到成功的政治家必須要有堅定的自我政治信念及立場，行動上必須要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亦不能處處算計後果（如甘地、邱吉爾、馬丁路德金、孫中山、毛澤東、曹孟德、劉備…），這不像是商業運作卻反而似像豪賭多一些。跟豪賭相近之處就是要押注所有，跟豪賭不相近之處就是靠政治理想而非單靠運氣。
商界當然不乏『葉公好龍』之輩，這也是毛澤東分析階級定性精僻獨到的地方。民族資產階級對政治的「熱衷」，說穿了不過是某種交易手段，目的不外乎希望通過擁護當權者以交換其商業利益不受影響而已。
然而這種「交易」也許只是一廂情願，生意造得愈大的人事實上愈不喜歡被動地仰政府鼻息。沒有人喜歡被動，特別是當生意做大了更不會喜歡處處要「聽」政府政策的「天」來「由」自己的「命」！相反如果能把政府「買起」（註一）卻是化被動為主動屬一勞永逸的事情。這種情況早在20世紀歐、美等國家發生，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所謂『新社團主義』(Corporatism)內容。
我們也許對於日前《蘋果》傳媒的創辦人在政治上捐獻的消息感到吃驚，然而這種事情於歐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卻已是司空見慣（這並不代表可以被接受）。以美國為例，利益集團從來都要搞盡腦汁去爭取政治主動不讓政府稀釋他們的利益甚至還要牽曳政府來為他們「保駕護航」。2008年金融海嘯後，金融界居然沒有人需要負責而被刑事起訴！沒有！一個都沒有！奇怪嗎？美國政府還以納稅人的款來拯救那些華爾街受傷的鱷哥們，那些金融機構的CEO及一眾始作俑者們卻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那樣安安全全地照分巨額紅利！美國政府要救華爾街可以有千百個藉口，但卻不可以不救！這難道還看不出這個國家誰屬？
美國很多出色的經濟學家（也包括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如Paul Krugman, Edmund Phelps, William J. Baumol, Robert E. Litan, Carl J. Schramm等其實都已經早有很多學術性對『新社團主義』的分析和研究。香港從一個表面自由而實際封鎖（主要在人文範疇內）的英國殖民地社會轉變為中國經濟特別行政區，我的理解是除了不效忠於英女皇之外香港不僅未有失掉任何固有價值，反而是多出了殖民地時代不可能會得到的價值和「紅利」。例如「自由行」的擴大雖然令零售業務盈利翻倍不止，然而最大和最終的受益者卻是業主，特別是擁有大型商場及控制了周邊配套的發展商。當業務的可持續性有望時，零售業一般都會擴張分店，這樣他們雖有盈利，但無休止的租金樊升，卻可以讓不參與行業風險的業主如同分紅般水漲船高。這是社團主義者的典型「尋租」（參考第三十九章註一）行為，對於創造就業和經濟發展可以被視為一種牽制。
跟美國的經驗一樣，超級企業欲要更上一層樓的話，便得要在政府方面打開缺口讓其盈利模式獲取可持續性的發展和合法性，打開缺口並非說要政府去打造有利於「普渡眾生」的客觀營商空間，而是要給予這些社團主義者對於競爭的豁免權！說白了就是商業特權！在爭取特權的過程裡不排除使用行賄官員或資助政府項目來作交易手段。當然對國家和社會整體而言這就形成了十分不平等的經濟和社會後遺症，然而社團主義者並不需要為此買單，因為他們並不是政府。
滿清社會的滅亡，老實一些的歷史教科書也只能說這主要是外國侵略而不大敢正視『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或『物先腐而後蟲生』這個內因主導的客觀現實。其實這個內因的現實正就是利益集團的極度割據從而令滿清政府這個國家機器失去了真正的控制權而只剩下了責任負擔！
這也是目前美國社會的狀態，對美國的社團主義者來說，增加華盛頓D.C. 的一個政治說客（Political Lobbyist）要比增加一項創新技術研發更要實際，我是說對企業高層和股東的盈利入息而言。當然，若從國家的層面來看，技術創新才是推動國家前進的競爭力，因此政府與企業在這一方面是有著路線不一致性的基本矛盾。這就出現了應該由誰來主導誰或者說「是由槍指揮黨還是由黨指揮槍」的權力誰屬問題。
這裡牽涉到誰的自由版本對國家及社會是最有利的？
- 待續 -
註一：買起（Bought over）：1971年美國的企業社團主義者透過商會聯合起來要迫使政府就範於有利於他們的一切商業行為。具有核心標誌性的具體行動是一份由後來成為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鮑威爾（Lewis F. Powell, Jr.）起草致時任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的好友尤金‧席德諾( Eugence B. Sydnor, Jr. ) 的一份名為《美國自由企業進擊要點》（Attack on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System）的備忘錄。社團主義者要成為國家宿主的話，道路的終極目標是掌控法律和政治。備忘錄的內容性質就是要確保大企的利益和商業自由凌駕於公共政策之上，說到底其實就是要「買起」政府！代表利益集團的商會代表席德諾當時要求其好友鮑威爾幫忙起草一份聲明交給商會，從而讓商會可以建立起一個標準而有力的框架，對日漸增多威脅商業利益的政府政策予以痛擊並取回主動權。在厚長的備忘錄中有提出：「企業必須要認知政治權力的介入是必要的（Business must learn the lesson...that political power is necessary...）」，並在方法論方面提議企業大可用錢買下媒體、壓制工會和消費者保護團體的聲音。商會透過電視宣傳短片來操作輿論意圖提倡全面消除社會自由。華盛頓DC的畫面背景和幽怨悠揚的背景音樂中，一把沈鬱動人的男聲旁述道：“What can be done to repair the strength of the nation's economy and restore individual freedom? ” （留意這個‘repair’ 和‘restore’ 的用字是相聯到有了破壞方要重拾即‘re’的框架），同時銀幕亦打出了這種「洗腦」式偷換概念的標題：「為了讓國家經濟回溫，我們該怎樣做呢？我們該如何重建國家的經濟力？同時贏回個人自由？」。很明顯社團主義者以衛道美國自由精神價值自居來拯救其所謂的「自由企業」。
在鮑威爾的備忘錄更有如下的可操作性的具體指導性策略：
“Possible Role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But independent and uncoordinated activity by individual corporations, as important as this is, will not be sufficient. Strength lies in organization, in careful long-rang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consistency of action ove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 years, in the scale of financing available only through joint effort, and in the political power available only through united action and national organizations. Moreover, there is the quite understandable reluctance on the part of any one corporation to get too far out in front and to make itself too visible a target.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s therefore vital. Other national organizations(especially those of variou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roups) should join in the effort, but no other organizations appear to be as well situated as the Chamber. It enjoys a strategic position, with a fine reputation and a broad base of support. Also - and this is of immeasurable merit - there are hundreds of local Chamber of Commerce which can play a vital supportive role. ”
「買起」也包括企業社團主義者組織聯合基金並利用說客（Political Lobbyists）影響國會議員來改變政府政策（相對於美國社團主義者的行動規模，相比之下我們的黎某或者拉布議員還不是小菜一碟嗎？）。2008年華府說客數量由1975年的175名增至33,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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