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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自由版本對誰最有利，又對誰最不利？
「自由」只是一個籠統的辭彙，自由可以是建築在別人痛苦不堪的基礎上，甚至是以目前的「自由」不自覺地把未來的自由作了交易。前者見諸最近在伊斯蘭國被斬首的記者身上，後者可以見諸東鐵未有在動物跑上路軌的制式應變措施上，沒有應變措施固然是東鐵的一種「自由」，出了事失去了不被指責的自由，便是這種「自由」的交易代價。
事事要爭取「自由」固然是對美好的一種追求，「不自由毋寧死」聽起來賞心悅目，我相信砍下記者頭的那位蒙面劊子手也因為擁有這種堅定的信念而不自覺其「自由」其實十分殘忍。
同樣，社團主義者要爭取的自由便是不要誰在欄路，正如有些商人說：「開單大於天」，憑藉這種「自由」就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自由」，我不是想談論甚麼道德不道德（我較傾向於法家的精神），不過所謂自由必須要從一種系統性的思維來定義而非碎片式的思維來定義，前者要從整體（整個系統）的利害來行事，後者則只從目前或個體（系統的一塊碎片）來做出發點。
社團主義者關注的「自由」明顯只是社會甚至國家作為整體的一塊「碎片」組件，貧富懸殊的問題雖非刻意製造卻是他們這種「自由」的必然副產品，這點他們固然清楚，但又如何？就好像「垃圾虫」為了貪圖方便而把一切癈物隨意拋棄那樣，「自由」瞬間獲得，垃圾積累影響社會的問題嘛？留給政府處理吧！反正我的「自由」大於天！
然而，時間是真理的見證，社團主義者（或垃圾虫）目前所行使的「自由」由於影響是社會的整體（系統性），到了某個時限的臨界，社會整體出現的問題也要反過來影響社團主義後代人的利益，總數是盈是虧？那便要看「截數（Cut off）」於何時。不過這其實也是一種「寅吃卯糧」的『浮士德』透支方式而已，原則上這是短視的，由其以政府的角度來看。
有不少頂尖學者（包括Krugman和Phelps二位諾獎得主）均認為社團主義是防礙著國家的競爭力。一個國家只懂得以社團的利害為利害，這種國家便是社團主義的國家，在裡面生活的人只不過是換上了現代人服飾的奴隸，這種社會或遲或早總會出事。最好的例子之一，正如我前文所說便是大清帝國。
如果大清帝國處於更早的一些時期，我意思是說早於西方文藝復興及擴張海外的時期，處身這樣的一個封閉國度裡，社團主義積弱了國家也不可能把中國變成了西方的半殖民地，只能讓封建制度和半奴隸社會繼續地爛下去直到出現劉邦或李自成之類的封建改良主義者更替政權，又或者被世界觀較廣的非中原民族所取代（如元及清）。
然而只要國家機器是由社團主義者攤分的話，這樣的國家便將停滯不前。關鍵是在於社團主義者的原則只是為一已社團而逐利，逐利的途徑並不一定要與國家的利益相配合，而且更可以作逆向配合（賣國也可以逐利的）。站在利益大於天的前提下，社團主義者往往相對於政府而較為短視，說到底始終彼此的價值觀是儼然不同。正如我上章說辦報的事例，如果辦報的目的不外是多賺點錢或賺些影響力（最終亦離不開賺錢）的話，那可能賣生果更直接化算。
大至一個國家少至一家企業，能否擁有可持續的能力有二個方面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它是否停滯不前？第二，它的創新能力如何？其實停滯不前本身正因為缺乏創新能力，因此關鍵就是創新能力！創新能力是全方位涵蓋的，除了科技、生產方式等之外制度的創新其實方是最為重要。機器不會自行決定如何生產方式，而只有人方能決定以何種方式來生產，這種方式的運行便需要以人的意志來訂立制度以便將利益最大化。
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中，亞當‧斯密有兩段較少被引用的文字提及了一種「停滯狀態」，即一度富庶（Opulent）的國家（如當時的中國）止步不前，停止了發展。這樣的國家有著甚麼樣的特徵呢？顯而易見是處於社會退步狀態的特徵，這個特徵又先是見諸於整個社會購買力下降的現象，這種現象又直接從大部份市民入息的微薄而反映出來：
『一國儘管非常富有，如若長期陷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裡找到薪金極高的工作。…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境遇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境遇是困苦的。進步狀態是社會各階級快樂旺盛的狀態。靜止狀態是呆滯的狀態，而退步狀態則是悲慘的狀態。』（見《國富論》（1776年）上卷第八章）
處於靜止狀態的國家或社會另一個特徵是其腐敗及其壟斷精英階層把法律和行政體制用以謀取一己的私利：
『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層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取最大利潤。』（同文第九章）
怎樣才算是「停滯靜止狀態」？在亞當‧斯密的時代，中國就是這麼的一個長期「停滯靜止狀態」的經典。『時移世易，若亞當‧斯密能夠舊地重遊，則會驚見情況恰恰相反，經濟史的發展像風水輪流轉：中國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經濟體，而出現經濟僵化、止步不前的正是西方國家！』（‘The Great Degeneration’by Niall Ferguson）。阿當‧斯密認為停滯（Stationary）的核心矛盾是「法律和制度」（Laws and Institutions）及其引伸開來的龐大而又複雜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自由貿易和小型工商業得不到鼓勵等原因。
相對於創新，學者以「尋租」來作為對立面，創新可以是冒險精神（如馬哥波羅、利馬竇、麥哲倫、哥倫布或者利文斯東），也可以是偉大的物質發明（如諾貝爾、貝爾、萊特兄弟），可以是理論的創造（如馬克思、愛恩斯坦、門哲列夫），可以是阿當斯密的分工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可以是秦朝的郡縣制（如果不以因時代背景導致成敗論英雄），可以是理論付諸實踐者（如傑弗遜、潘恩、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甚至是沃爾瑪在條碼系統創立的行為…。這些都代表著創新，而其創新又確確實實地把國家社會從一個階段推動到另一種前進階段。
相對下尋租行為只能把國家推動到一個有利於財富更為集中的處境而並不能讓國家飛躍，正是目的決定了手段，尋租目的並非要讓國家社會進步（目的只是要社團受益），有的也不過只是偶然併發的效果而已。
從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荷蘭的西印度公司發展到現代美國的托拉斯，很明顯就是一段資本主義由國家逐漸落入到尋租者手中的「進化史」。美國社團主義者普遍認為「我們好就是美國好」已然表示成為了國家的化身或至少是想當然地認為是最有資格的「國家股東」代表。正如前文所說，如果擺在社團主義者面前的資本是用於決定從根本上改變事物的研發創新抑或用於「高賣低買」的金融市場，不言而喻後者是必然的選擇。
一個國家社會靠尋租行為來發展，首先是表現了這個國家或社會已經被社團主義者佔據了，而客觀的發展便是停滯不前。財富愈高度集中，貧富愈懸殊，最後國家社會的必然發展正若封建王朝的崩潰一樣轟然倒下推倒重來，這是利益分配不均的必然結果。
西方國家由文藝復興以至工業革命是屬於創造力旺盛階段的具體表現，無容質疑，西方國家在過去500年間的歷史幾乎都是處於創新的動態曲線當中，較之相反我們中國當時卻處於創新停滯的線性靜態之中。這就是歷史學者所謂的「東、西方文明大分流」。創造力在這幾百年間不斷此消彼長逐漸累積成巨大的差異，也許可以簡單地說明了為何是英國人佔領了香港而不是中國人佔領了曼撤斯特或者利物浦。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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