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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幾章提及到，沒有版本的自由只是一種理念，理念和實踐中間是有鴻溝的，結合現實正像是把二者連貫的一道橋樑，這是需要一個版本的，一個能夠把理念充份結合到現實來應用的版本。正由於這樣，理念亦因此獲得可操作性，亦由於這樣，同一種理念產生出來的版本並不會是一模一樣，應用上亦不可能對症下藥。如果拿蘇維埃十月革命的成功版本應用在中國就不能成功，這是彼此現實條件迴異的問題，畢竟當時還是以務農為主的中國，現實就必須是農村包圍城市。
理想與現實能否結合而創造出一個成功的自由版本，我看主要歸納二點：一是人的主觀能力；二是客觀條件是否充份。前者是「操盤者」對症下藥的「功力」，後者是「市場」的需求。主觀能力還包括了判斷可行性的能力，舉例說，如果不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進行反飢餓運動而在發達國家搞這類運動，有能力的「操盤者」是絕少會行動的，原因當然是創造這樣的一種版本並不具備可操作性，這是與現實的不符，失敗是必然的。
香港的「佔領行動」在以上的框架而言，只能充其量達成短時期滋擾騷亂的目標。這主要是「操盤者」能力不足的問題，任何運動跟商品都一樣，如果對「市場」（社會客觀形勢）缺乏較全面的了解便必然導致評估不足，那麼整個行動便將陷入被動而要註定失敗，這種道理小至派對搞手大至運動操盤手都不會有分別，可以說這是反映操盤者（特別是評估者）綜合功力高下的問題。
評估不同於行動，資訊是不能單靠一面倒的幾個擁有預設立場的教授學者或者心懷商業動機的傳媒人或者失意政客來作壟斷式提供，擔任評估者亦該擁有像「沙盤演練」中「紅色細胞」（或稱「藍軍」）般的反制思維，預設偏好或一廂情願是不可能幹評估的，這就是對客觀現實評估的能力問題。知易行難，現實還需要評估人對環境壓力（包括上級壓力和內部不同意見者的排斥）的處理能力，總的而言這就是人的主觀能力問題。
「佔領行動」策劃者理論基礎也不見得足夠，一場社會運動能否成功決不能單憑學生、幾個失意教授學者和失敗政客，真正能夠癱瘓社會運作的是執行社會正常運作的人，這些人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製造社會價值的人，簡而言之他們將勞動所得的部份或全部用作消費（交換生活資料），又或者資本累積而創造就業，使整個社會有效運作的大小資本家。
如果預期要達到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或前蘇聯加盟國的「顏色革命」那種翻天覆地的效果，香港的客觀條件可說是並不具備（學生和部份民怨的行為只能折射出香港新社團主義者的過份貪婪），也罷充其量只能製造一些騷亂拖慢一下香港經濟（也好讓新社團主義者自食一下其果）。如果只為這種「低級」目的，操盤者並不高明。一個制度建全的社會並不可能隨著世貿大樓的轟然塌下而令政府倒台，同樣香港社會的真正持份者不在學生、不在別有用心的政客、不在被收買的傳媒和學者那裡，關鍵是所有這些造勢者如果都只被錯誤地評估成社會主流的持份者來看待，「佔領運動」豈有延續之理？這同時也出一種「尾巴搖狗」式效應的結論，得益的是尾巴卻並非狗（至少大手沽空期指又適時平倉的最大獲益者必然是需要站在前台的尾巴）。
綜合地看起來，策劃「佔領行動」的人在「沙盤作業」上開始已經是誤判了形勢。這種誤判還帶來一種對香港社會也許有利的悖論，那便是一種張力，一種令樓價不用加辣也可以下滑的效果，一種予新社團主義者真實壓力的警號，一種授政府予柄來掣肘新社團主義者越殂代庖政府的「工具」（如果政府懂得利用的話）。更或許，對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甚至上、下流向都向都會出現良性變化。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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