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章的結尾這樣說：『「人類自由版本」把我們從「生物自由版本」的囹圄中解放了半個身子出來，然後又隨即把我們這半個身子上了鎖！』。何意？如果以阿當及夏娃為例來粗畧比喻的話，蛇的出現前他倆跟其他生物都一樣僅以「生物自由版本」為「驅動程式」，而蛇的出現後便像徵著「人類自由版本」成了他倆的主導「程式」。所謂「主導」的意思是他倆可以選擇違反生物意志來殉情，殉情自殺便是「人類自由版本」凌駕於「生物自由版本」意志的一種選擇。

然而這又怎麼能說成是一件新鉫鎖？

「人類自由版本」提供了只能是屬於人類獨有的自由選擇（如選擇殉情），然而當人類一旦認識出人類的各項專屬自由後，往往以大多數人在某個期間的共識來作為人類或者群體、部落、社會、區域甚至種族的合格標準（這好像沒有甚麼不對勁？），更把這種集體的自由最後變成了甚具約束性的一些規范。法律固然是一種規范，但法律很難規范所有事情，特別是針對那些集體「正確」的不正確。

中國人的儒家禮教、美國人的清教徒道德標準、日本人的嚴格階級觀念、印度人的種姓社會制度等都可以是這類「集體正確」的標準典範。這些集體自由有的是披著法律的外衣以戒律的身份來呈現，正如美國拓荒西漸（WestMove）時期，被小鎮「集體自由」的名義下處決者不知凡幾，被殖民者「集體自由」意志所作的種族清洗的印第安原居民更不知凡幾！這正好像是如「單眼族」大多數對「雙眼族」少數人所行使的「集體自由」下的一種極端偏見的行為！這裡面並沒有客觀上的誰對誰錯而只有誰是代表著「集體」。

然而這份集體意志的所謂「集體正確」，其衍生出的手段固然可怖，但更為恐怖的卻是衍生出各種極端手段的源頭—「集體自由」！這是重塑個體意志並使之符合「集體」利益及形態的「自由」，其恐怖之處正在於這種「集體自由」往往打著「人類自由版本」的旗號卻與「人類自由版本」背道而馳。

這個所謂「集體自由」很多時只是一種集體愚昧或受影響後的表現，比如在英國脫歐的全民公投問題上的全民出爾反爾，這種「集體自由」不受任何約束地凌駕於一切，其中當然還包括了國家利益。這種「集體自由」往往以民主或「一人一票」的形式來呈現，然而具諷刺的是這種民主的、一人一票的、多數人的專政不僅錯誤地決定並損害了英國少數支持留歐者的利益，亦令多數支持脫歐者自身亦同樣受創。

出現上述重大錯誤可以說只是「集體自由」的一種愚昧結果，也可以說是集體意志背後操盤者的「學藝不精」的愚昧表現（以約翰遜為首支持脫歐的那幫政客很難說成不是影響脫歐這種「集體自由」的推手）。由於「集體自由」其本身的可塑性是相當之高，換句話說「集體自由」是可以人為地被影響甚至被重塑的。特別在資訊科技極端發達的年代，影響集體意志的人只要是有心、有意、有術的話，「集體自由」便很容易站到他們的那邊（顏色革命及土耳其政變的破解便是一例）。

然而無論如何，『…把我們這半個身子上了鎖』的正是打著「人類自由版本」旗號的這種「集體自由」，這種「集體自由」既可以是美國西部一個不到百人偏遠小鎮的「裁決」，也可以是日本人在其集體意志之下於南京進行的「集體自由」，那就是一場幾十萬中國人被處決的大屠殺…！這些行為由集體意志決定，又以「集體自由」的名義來執行。

「集體自由」以多數作為基礎，然而多數的意志跟少數意志都是動態的，換言之一樣很難不受到外力所影響，這種所謂外力我將簡潔地在下一章表述。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