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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9月17日)2024年3月，《Medieval genomes from eastern Mongolia share a stable genetic profile over a millennium》《蒙古东部的中世纪基因组在千年内具有稳定的遗传特征》一文，公布了外蒙古肯特省境内的大肯特山东南侧的两处古墓，从鲜卑时期到北元时期，一共9个高质量古人，这两处墓地的位置很特殊，不但是位于成吉思汗祖先的世居的神山（不儿罕山），而且距离成吉思汗本人的实际出生地“迭里温孛勒答黑”非常接近。
一、古人信息
两处古墓都来自同一地区蒙古肯特省的Delgerkhaan区。
其中，Gurvan Dov（GD遗址）包括三个圆形土堆，蒙日合作调查小组2016年起进行了挖掘。1号土墩是三个土墩中最大的，直径29米，高度1.3米。土墩2的直径在18.5到20米之间,高度为1米。这两个土堆都是用“夯土法”建造的，即通过刮擦平整原始地表，并用一层约2-3cm厚的光滑粘土覆盖。每个土堆都有八座坟墓可供挖掘。古墓年代从鲜卑时期到阻卜时期（祖卜是辽国对草原各民族的统称，契丹语中意思是“沙地”）。
Tavan Khailaast（TK遗址）包括14座坟墓，它们沿着一个小山谷内的等高线呈线性排列,从西南向东北延伸。具体来说,西南侧的六座坟墓被称为“遗址4”，而东北侧的其余八座坟墓被指定为“遗址5”。蒙日合作调查小组自2015年开始挖掘。古墓年代为元代-北元时期。
 根据《史集》记载：（公元1162年，蒙古乞颜部与塔塔儿人激战后）“屯驻在迭里温孛勒答黑，过了一些时候，成吉思汗在那里降生了，降生时右手掌心里握着一小块肝脏似的凝血。”这里的迭里温孛勒答黑地方，其中迭里温（deliün）意为“脾脏”，孛勒答黑意为“山峰”，迭里温孛勒答黑，意为“脾脏形状的山”。
《元史》记载，海都（成吉思汗七世祖）开始迁居“巴剌合黑河”，至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时，仍然居住在这里，并且成吉思汗也出生在“巴剌合黑河”旁的营地。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不儿罕山脚下；斡难河（鄂嫩河）支流巴剌合黑河旁；有个像脾脏的山三个条件的，完全可以确定是肯特省 宾德尔苏木 德伦宝力德格山附近。
本次论文，两处墓地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两个古墓都位于成吉思汗十世祖开始居住的不儿罕山，且距离成吉思汗实际出生地肯特省 宾德尔苏木 德伦宝力德格山附近，可能代表了元代统治者的黄金家族近支的起源和居住地。
根据《史集》的描述，在元代，这里由成吉思汗最年幼的叔叔（答里台斡赤斤）所统辖的部族居住，成吉思汗命其作为幼子，守护住祖父居住的老营。
二、父系和母系信息
文章提取了从GD和TK两个墓地发掘的10个中世纪个体的基因组DNA。包括一个来自鲜卑时期(GD1-4)、两个来自突厥时期(GD1-1和GD2-4),一个属于回鹘时期(GD1-3)、2个人来自阻卜时期( GD2-2)、还有五个来自蒙古时期 (GD2-1、TK4-2、TK4-5、TK5-2和TK5-8)，其中，除一个蒙古时期个体外，10个个体中有9个在全基因组测序后产生了足够的全基因组覆盖率。
 共有五个个体被准确识别出父系。
其中GD2-4为一个死于公元550-635之间的古代突厥人，D-M174-F2484，未被盗，仰卧，头朝北偏西75度，陪葬有桦树皮做的箭筒、骨头做的弓、铁刀、木质马鞍和一些陶瓷碎片，这一父系类型历史上发现于古代青藏高原，现代人主要分布在汉族和藏族中。
GD1-4个体，是一个死于公元776-965年之间的祖卜部落，父系为J2-M410-PF5252，墓葬未被盗，仰卧头朝北偏东30度，无陪葬品，这一类型上游J2-M172曾经在以往的论文中频繁出现，包括匈奴（3例）、东突厥（2例）、契丹（2例）、可萨突厥（1例）。
TK4-2个体，是一个死于公元1283-1391年间的蒙古人，父系为
C2-L1373-F1699-F1918-SK1072-Y187693，是一个45岁的男性，地面有堆石墓，已经被盗掘，陪葬品中还剩余一个银碗、一些铁剑、铁箭头，这个墓葬在没有被盗前应该有丰富的陪葬品。
TK4-5个体，是一个死于1300-1406之间的蒙古人，父系为
C2-L1373-F1699-F1918-SK1072-Y187693，是一个20岁的男性，陪葬有石棺痕迹，陪葬有铁箭头、羊骨等。
TK5-2个体，是一个死于1330-1442之间的蒙古人，父系为
C2-L1373-F1699-F1918-SK1072-Y187693，是一个13-15岁的男性，墓葬有石板做成的石棺，已经被盗掘一空，陪葬仅剩下破碎的羊骨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TK5-8个体（这个个体是T5-2的母亲），这个古人非常富有，是一个死于1299-1409年间的蒙古人，70多岁的女性，墓葬由石棺组成，被（动物）破坏过，剩余陪葬品包括：彩色玻璃珠和华丽金属片装饰的帽子、拐杖、玻璃珠（串）、铜耳环、铁剪刀、水晶镜片、还有来着中原地区的铜钱（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重宝”）、狼踝骨制作的饰品等。
从本次论文发布的几个蒙古个体看，蒙古核心统治阶层，应该是一个以C2北为核心的集团，墓葬TK4-2、TK4-5、TK5-2三个元代-北元时期的蒙古人，父系均为黄金家族C2-F1918-Y4541的近亲旁支.
此前在苏赫巴托尔省、东方省等地，零星发现的R1b和O2，此前，无论从墓葬位置，还是常染色体成分构成，与本次发现的乞颜祖地古墓数据均差异巨大，应该均不属于蒙古乞颜部族，而是北元时期的其他民族成员。
二、常染色体信息
本文常染色体分析揭示了另一些重要信息。
该文通过和现代人的对比，建立六个祖源，分别是青铜时代的蒙古石板墓、鲜卑、汉人、阿兰、常德曼、萨尔马特。
 结果发现：
古代2000年前汉族与现代汉族可以100%实现重合，此外，古代石板墓人群和一部分现代外蒙古人有重合部分，但现代外蒙古人比古代草原人群多了一些南方成分，内蒙古人介于古草原人和现代汉族之间。
六个古人源头中，石板墓和鲜卑可以100%实现替代，也就是说古代鲜卑人的常染色体100%来自古代蒙古东部石板墓人群，虽然蒙古青铜时代的石板墓人群父系80%以上是Q-M120，而鲜卑人的父系几乎100%属于C2北-F1756，但他们的常染色体居然是一样的，蒙古草原东部，历史上一定发生了残酷的父系替代。
 分个体看：
历史上的突厥两个个体，一个GD1-1是100%的古代草原石板墓古人后裔。
另一个体突厥古人GD2-4，常染色体可以模拟为双祖源49.6%的鲜卑和50.4%的古代汉（或三祖源为48.3%的鲜卑+4.5%的萨尔马特+47.2%古代汉人），从常染色体看，由于两个祖源是50%的分配比例，这个个体极大概率是一个古代汉人和古代草原人的第一代混血后代，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成草原划。
回鹘个体DG1-3是81.3%的鲜卑（石板墓）和18.7%萨尔马特混合而成，此前的论文也证明，回鹘汗国时期，其居民有大量中亚成分。
阻卜个体GD2-2，阻卜是辽国对于草原其他游牧民族的称呼，有多个部落，其中阻卜疑似为克烈部落，北阻卜疑似为塔塔儿部落，西北阻卜疑似为蔑儿乞部落，从常染色体看，GD2-2的阻卜古人，可以模拟为87.7%的鲜卑和12.3%的萨尔马特，此前对于草原地区契丹时期的常染色体也显示，两个契丹时期古人（实际也应该是阻卜），父系为J2-M172，常染色体有中亚成分。
四个乞颜祖地的元代蒙古古人，都可以模拟为100%的祖源成分来自于鲜卑古人（或青铜时代的石板墓古人）成立，如果按照二祖源构建，则TK4-2、TK4-5、TK5-2和TK5-8其来自鲜卑的成分占比分别为：94.4%、94.0%、98.7%、93.9%，无法模拟出古代汉人成分，也就是这几个古人是非常单纯的古代石板墓古人后裔，可以分析出1.3%-6.1%的中亚萨尔马特古人成分，但完全没有古代汉族血统，可见元代时期禁止北方汉族与蒙古人的通婚，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文章结合其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得出结论:
草原中部地区（蒙古中部杭爱山一带，是匈奴帝国、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克烈部等都城所在），在6000年以来的时间内，出现了剧烈的人种替代和变迁，东亚和中亚人群在这里反复拉锯，新政权往往将旧政权的男性进行彻底的杀戮，并吸收其女性。
 但在草原的边缘地区，比如肯特山脚下的本次墓葬发掘地GD和TK墓葬，由于远离草原政权更替的核心区，其人口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或者是动荡时可以逃入山中躲避），在距今3500年前的石板墓人群、距今1900年前的鲜卑人群和距今700年前的北元人群，这里的游牧人常染色体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虽然石板墓人群的父系被完全替换掉了）
而蒙古早期的核心人群（尼伦蒙古-迭列斤蒙古），其来源应该都是来自于唐代古老的蒙兀室韦部落，更早的祖先来自于鲜卑。这与《蒙古源流》记载的蒙古祖先捏古思部落和乞颜部落来自额尔古捏昆右岸，大湖（贝尔湖）以东地区吻合，这里是大致是呼伦贝尔盟到大兴安岭地区一带，也正好是史书记载的鲜卑人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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