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2日)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朝一向是比较尴尬的存在。但凡正儿八经聊历史，提到它的不多。而涉及到一些骇人听闻的野史，肯定少不了它的魅影，比如名噪一时的“初夜权”，简直如雷贯耳，惊煞一班吃瓜群众。
传言蒙元统治者将二十户人家编为一甲，每甲派一个蒙古人管理，这位蒙古甲主就是这二十户人家的土皇帝，谁家办喜事，要先把新娘送到甲主家过夜，甲主夺取童贞后才放归。为此，还衍生出一个“摔头胎”的习俗，简直令人发指。
元代初夜权之说，源头来自一本清末笔记类小说《烬余录》，署名南宋遗民徐大焯，却是在清末光绪年间才被发现，宣称藏于井中六百多年才打捞出来，神秘感简直爆表。
《烬余录》：“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稚童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捡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名曰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倘若保甲制中真的含有“夺取汉人初夜权”的律令，那的确是汉人的奇耻大辱。
清末革命党多有制造伪书，宣扬大汉族主义之举，《烬余录》也属此类书籍。
经详细考证，却疑窦丛生。“初夜权”不仅在任何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哪怕间接暗示的记载也没有。
“初夜权”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人相信少女第一次的“落红”是不祥之物，会给男人带来厄运，只有地位高贵的领主才能抵抗这种力量，所以穷人家的少女都自愿将第一次献给领主。
我国西夏时期，也曾小范围存在过“初夜权”，原因在于西夏人普遍佞佛，上层少女往往自愿将自己的初夜奉献给“有道”高僧，以示虔诚。
无论是欧洲还是西夏，初夜权最大的特点是“自愿”奉献。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女人来说，失去贞操比丢了性命更可怕；对于汉族男人来说，再窝囊，“夺妻之恨”也绝不会忍气呑声。
《元史》是明朝政府组织修撰的，按照惯例，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不黑元朝就不错了，更别说美化，或者为元朝遮羞了。但是在《元史》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初夜权”的记载，反而否定存在“初夜权”的证据却比比皆是。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世祖南征南宋之时，曾下诏令曰：“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又对南征军统帅伯颜谕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元世祖南征之时，各地大多望风归降，在江南进军极快。从史载户籍资料的人口变化来看，战争破坏并不大，证明元世祖的诏令是得到贯彻的。
蒙古人征服中原之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他们巩固政权的第一要务。如果“初夜权”这种野蛮的律令得以实施，社会必将大乱，为数不少的汉人大臣也会强烈反对。
倘若蒙古人强行施行“初夜权”，别说统治90年，可能连9年都统治不到就被推翻了。
《烬余录》所言“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亦与元代社会制度不符。
保甲制始于宋代王安石变法，但元朝从未实行过。元代实行的是村社制，且社长亦非北人，而是由当地德高望重之人担任，其主要职责乃是协助政府教化民众、完粮纳税。
元朝统治者“提倡贞节至极致”，《元史·列女传》记载了烈女187人，其中贞节烈女竟达161人。
从常理上看，元朝统治者不可能一边宣传贞节观念，另一方面又实施“初夜权”来破坏它，自己打自己的脸。
从元代各族人口分布来看，“初夜权”亦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根据考证，元代人口大约有1.2亿，其中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不过区区30万，且大多为世袭军户，均按军队编制集中安家，主要集中于大都（北京）、河南、云南等地。
其余的蒙古人虽然散落在中原各处，但是人数上已经少得可怜。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姚大力先生考证，元代蒙古族人口分布越往南越少，镇江府蒙古人不过数十户，最南边的广州只有数户蒙古人。
在与汉人人数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如何行得了“保甲制”？即使有“初夜权”的律令，蒙古人也有行使“初夜权”的权利，怕也是僧少粥多吧。
虽然“初夜权”没有成为单独颁布的律令，但是元朝这个靠野蛮征服起家的王朝，始终脱离不了原始本性，动不动就有人提议“汉人无补於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毕竟在那个汉人作为屈服者的年代，尊严和自由的丧失，让他们成为蒙古人待宰的羔羊。不可否认，元朝统治时期是中国汉人最黑暗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