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11月14日)

回顾2019年8月，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多条推特，要求美国企业“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选择（immediately start looking for … alternative[s] to China）”，并将制造业转移回美国。这一要求随即导致股市暴跌，并且使得那些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感到强烈不安。

尽管特朗普最终软化了立场，但是这一威胁凸显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世界必须面对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总统有权切断美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联系，而且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那样做。

随着特朗普击败哈里斯，他冲动、强硬的外交策略的阴影越来越大。如果他过去的行为有任何迹象再现的话，美国企业很可能就会准备对中国采取另一轮不稳定、高风险的行动——甚至更糟。

美国宪法将外交关系的权力交给总统和国会，这一制度本意旨在通过立法监督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然而近几十年来，这种制衡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多数外交决策现在集中在行政部门，而且基本不受限制——政治学家们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避免。由于两党都倾向于对华强硬，特朗普将有更大的自由来抨击中国。

美国的三权分立｜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的适用范围已被证明具有极大灵活性，远远超过了国土防御和网络安全等传统问题。它现在涵盖了从跨境数据流和供应链漏洞，到保护那些被认为过于关键而不能被外国竞争对手主导的行业的一切。

这一宽广的定义使得总统能够采取十年前无法想象的行动，例如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以及随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制裁华为和中兴，禁止TikTok，阻止中国对约会软件的投资，推出备受争议的“中国行动计划”（该项目不成比例地针对在美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禁运，限制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的投资，以及最近对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征收100%的关税，等等。

激进政策本应只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然而如今“紧急情况”的范围已经大幅扩张，把遏制中国崛起囊括在内。等到特朗普于2025年正式上任，行政部门宣布“紧急状态”并以“国家安全”名义，实施非常措施的能力和意愿可能会大幅增加。

尽管美国法院有权制约总统权力——正如他们阻止特朗普禁用TikTok和微信——但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监督有限。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联邦法院历来非常顺从，特别是当总统和国会保持一致时，更是如此。最近通过的TikTok法案表明，国会可以在司法裁决限制行政权力后再迅速将其恢复。因此，TikTok为首的中国公司与行政部门的敌意作斗争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打地鼠游戏。

其实，美国也已经开始自食其果。“中国行动计划”导致大批优秀华人科学家回国，严厉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效果也在减弱。华为最初在这些措施下举步维艰，最近又变得强大了。国家支持和实现自力更生的决心已经推动它们快速崛起——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实则适得其反地为自己创造出了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

然而美国机构非但没有重新评估其强硬策略的有效性，反而加倍制裁和限制中国。即使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表面上已被“停止”，但在新政策中昭然若揭。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美竞争的大部分讨论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美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催化剂。但这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这场冲突也可以归因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民主赤字。如果美国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措施来遏制中国（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很可能这样做），它就有可能扩大这种赤字——并被其反噬。